我原来不一定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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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不一定属于我们

转帖,原作:王缉宪

我原来不一定属于我们

最近一个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帖子疯传,因为它让不少人突然明白了:‘我’在“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句中,可能不属于‘我们’,反倒是属于那个可以‘不惜’的‘代价’。这个领悟,值得再挖掘一下:为什么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自然就是属于传媒上天天讲的我们呢?
因为,传媒一直在引导我们把自己看作一个整体。比如,最近在瑞典的曾姓游客一家的事件,本来就是他一家和一个特定酒店之间发生的事,却被上纲上线到瑞典警方作为一个国家机器如何对待‘我们’——中国或者中国人这个整体的大事。
官方报纸和网站天天都会有大量的文章,以‘我们应该’这一句型,不断地强化‘我们’这个整体感。当然,也有反例,比如最近亚运会中国队有一个过去拿金牌最多的项目之一整体被禁赛,被问起时,说属于‘个别事件’,不属于‘我们’。
这种只有我们没有我的写作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无从考证,但如果统计上说明1960-80年代是一个使用高峰,应该不意外。这种习惯的危害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因为它常常把国家、政府、人民、政党、家庭、企业、个人的利益混为一谈。有些人是刻意混淆这不同主体,让百姓把自己当他们的代表。本文不打算去讨论这一类的人。除此以外,经常看到某些经济学者或者其他专家在阔论其观点时与官媒一样地用‘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这里的‘我们’往往是政府,是指当今政府应该如何,也许是他们经常在这个强行政主导的威权经济体系中为各级政府出谋划策,习惯了自己用这种代入感发言。还有一些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论政议事的,毕竟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近乎天生的宏观感,大国感。但是,当人们发现,原来这些伟论中的‘代价’可能才是自己这个小我时,问题来了:究竟这些宏论和建议的政策会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是不是应该在详细分析了对不同人群和社会阶层的利弊之后,再出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用‘我们’?如果分析的结论对‘国家’或者‘城市’有利,对不少下层工薪阶层不利的话,‘我们的’国家或城市如何把对于国家或城市的利转为对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人群之补救?
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分析。大概是因为,这类专家们并不仅是有一只写惯了的手,更是习惯地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而从来没有留意,所谓国家利益很可能不等于人民利益;人民的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也不是一致的。然而,在某种既定的讨论语境中,尽管国家、政党的利益常常不同于人民的和社会的利益,但只要这一点不可以充分地和公开地分析和讨  论,那些整天以‘我们’抹杀了这些差别的言论甚至所谓理论,就没有机会被挑战,被揭露或被批判。比如两三年前,当滴滴来势汹汹地在全国范围杀入网约车市场的时候,‘我们’要支持这个共享经济的代表的呼声铺天盖地。慢慢地,人们发现,这个披着共享经济外衣的,其实是以完全没有人性的资本控制的网络化之无牌出租车系统,大多数司机都是专职;同时,甚至这些司机自己也发现,原来这种新方式不仅只对某些社会成员有利,而且也只对某些司机有利。所幸的是,有一批非常执着的学者和媒体,不懈的持续观察和剖析滴滴的经营本质与问题。但最终,还是因为网络曝光的一系列让人痛心的惨痛案件,才让人们了解了每一个新的经营模式,不管吹的多么天花乱坠,都有利有弊。谁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企业的老板说他/她的企业是为‘我们’的,是为国家的。
在辩论滴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表示,他们很纠结,因为喜欢网约车带来的好处,但憎恨那些坑人的圈套。而我个人相信,这种来自社会、政府不同层次不同背景参与者的讨论,才是最终找到最好解决办法的前提,而不是张口闭口一个笼统的‘我们应该’。
在本文的开始,提到了不应该将处理一个游客家庭的过程上纲上线,扯上整个瑞典政府警方如何对待中国人民这种整体。虽然一个中国人在外不能代表所有中国人,但我们还是会感到这位曾先生的行为给其他中国人的脸上抹黑,因为你我到瑞典的时候,担心人家把我们当曾先生看待。如何从心理上处理好这个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想起多年前我在多伦多的一位好友的见解:她曾经接受当地媒体采访,被问及她的出色工作表现(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五百强之一的美国公司的总裁助理)会不会感到给中国人增光时,她说,我就是我,我不代表任何人,所以当然也不代表中国人。但因为我是中国人,在不认识我的眼里也是中国人。我做得好,说明中国人是有好的,是能做得与任何人一样好。因为我做好了,世界上多了一个好的中国人。
我希望世界上有更多好的中国人,但我也谨记,不管有多少好的中国人,他们也可能有不同的利益和诉求。何况什么是好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我,不论是不是好人,都可能不是某些人常说的那个‘我们’之一。让一个国家更好,就要仔细研究政策、法令等对这些‘我们’里面的人的差别,让大多数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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