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五四运动游行总指挥的历史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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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五四运动游行总指挥的历史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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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五四运动游行总指挥的历史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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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下午,傅斯年带领北京学生游行。图片来源:网络)

由烧代表名单免除证据后患、在外避风头躲追捕两个细节,可知傅斯年比同龄人更成熟、更理智,既有危机意识又有生存能力,既能掌握全局又能雕琢细节。


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亦为必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

──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

(原载重庆《大公报》,1944年5月4日,“星期论文”栏)



新文化运动的猛先锋、“五四”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在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文章中,为“五四”辩护,也在反思中坦承“五四”的缺陷,并回应“五四”的争议。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社会各界对动机没有异议,肯定是忠诚爱国;对行动却有争议,例如殴打、火烧、捣毁家具明显是暴力;对成果也有争议,例如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否定、对外来思潮的过度迷信。


傅斯年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政界叱咤风云,是个百年不遇的“天下之奇才”(蒋梦麟语),在北大求学时就是个风云人物,天赋、才华、锋芒已淋漓尽致地展现。胡适称他为“北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学生”;邓广铭早在极闭塞僻陋的村塾中读四书五经时,塾师就告知傅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


提起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无论褒贬毁誉,无论政治立场,傅斯年必定是一个重要存在,不能绕,也绕不过。


书生意气    弄潮“五四”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大。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北京学生发出正义的怒吼。


1919年5月1日或2日,傅斯年和许德珩、周炳琳、罗家伦等商量,既要对于国事有所主张,又要保存北大。办法是在5月7日国耻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可见北大学生中的意见领袖,不分政治立场,对组织学潮抗议侵犯中国主权、施压政府、唤醒民众、保护母校,在“五四”前夕已有策划和共识。


5月3日,蔡元培从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获悉,中国政府拟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当天就将此消息告诉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原定5月7日的“国耻日暴动”,时间不得不提前,方式也更文明。5月3日晚7时,经蔡元培批准,北大学生在法科(后来的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会,决议次日联合各校游行,当场公推傅斯年等20个委员负责召集。


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13所大学学生代表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游行示威筹备会议,傅斯年又被公推为会议两主席之一,另一位是段锡朋。下午1时左右,北京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打着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等标语的白旗。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


在天安门短暂集会约半小时,游行队伍前往使馆区,但学生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被巡警阻止不得通过,只能向美、英、法、意等四国使馆递说帖。四国公使无一出面,因为当天是星期日,他们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四个学生代表(包括有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另一个可能是张国焘)和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留下说帖。


傅斯年等学生代表与中国警察、四国使馆交涉过程中,大部队在使馆外苦等约两小时。中国的土地,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警察(代表政府)拦在东交民巷入口,阻挡学生的爱国行动,逼迫学生撤退和解散。个体和国族的尊严受到进一步刺激伤害,学生愤怒情绪在酝酿、在膨胀,游行秩序开始失控。国家快亡了,此时不起待何时?随即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其实,傅斯年对攻打赵家楼一事有保留,和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有分歧。他担心发生意外,“曾劝说同学不要激动。但喧嚣愤怒的声浪,使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吴相湘《傅斯年学行并茂》)他只好带队前往曹宅。


随后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情况。傅斯年离开之时,赵家楼已烧了起来,他冷静地做了件聪明事,“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1919年5月7日,陈独秀致函胡适,表示:“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难免犯法。”


北洋政府现场逮捕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名,包括段锡朋、傅斯岩、许德珩、杨振声、江绍源、易克嶷等活跃分子,偏偏没逮住傅斯年这位“带头大哥”。避风头的傅斯年没有马上回北大,而是当晚才回。由烧代表名单免除证据后患、在外避风头躲追捕两个细节,可知傅斯年比同龄人更成熟、更理智,既有危机意识又有生存能力,既能掌握全局又能雕琢细节。


北京学生“五四”游行之后,全国城市(尤其上海)纷纷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承受着强大的民意压力和舆论压力,6月28日,其代表团终于在原定签约日,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五四运动政治抗争和思想启蒙最直接的胜利果实。


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对中国的前途悲观,“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五四运动之后,他的信心开始确立,“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并行”,“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傅斯年《“五四”偶谈》);“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


(2019年4月1日23:41修订一稿,4月2日19:12修订二稿,4月4日01:33修订三稿,【山水微言·262】。本文已在《新京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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