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访谈:黑帮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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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孙访谈:黑帮大院

前不久,丁石孙先生去世。他是北大的老校长,是历任校长中得到普遍认可的一位。记得有一天我在北大的父母家里,听到电话铃响。我拿起电话问:您找谁?对方说:汪老师在吗?我故意开了一句玩笑:您找哪个汪老师?这里一家子汪老师。对方说:汪永铨老师在吗?我问: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丁石孙。当时他已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吓得我赶紧说:丁先生您稍等。我把电话交给父亲,挨了父亲一个瞪眼。

这里转帖一篇丁先生的访谈,文中还提到他与我父亲一起在文革中的经历。我有印象的是,那时候黑帮们为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拆洗被子,父亲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拿来好几十根他们缝被子的针,很大的针,都弯了。问我们能不能把弯了的针再弄直了,可以节约利用。我和弟弟费了好大劲,也没有成功,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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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大院


访:1966年底,您被放回家后是不是就比较自由了?

:是的。因为学生都出去串联,没有人管我,我也不用到学校开会。记得1967年的春节,我们过得还比较愉快,买了很多菜,改善了伙食。那时工资还是照发的,钱并不缺。可是好景不长,1967年春季里有一天,系里来人通知我要继续去劳动。第二天我到系里,看到大概有十二个人参加劳动,其中有系总支书记陆元灼,还有程民德和几个右派。陆元灼是1961年陆平从铁道部带来的。她人品比较好,没有架子,经常找我谈谈话。我在前面讲过,她到数力系后对一些有问题的人进行了甄别,1962年恢复了我的党籍。有一段时间因为陆元灼生病,程民德代理过系总支书记。

访:参加劳动的右派有哪几位?你们的劳动任务是什么?

:一位叫程庆民,是党员,当过系总支宣传干事。他人比较好,书也教得不错。反右时,他参加了学生的一次会。后来有人揭发说他同情学生,帮助右派出谋划策。还有一个是我提到过的朱德威,跟桂琳琳在北大同届毕业。 
我们这些人的劳动任务,就是拆洗被子和缝被子。外地很多学生串联到北大后,学校买了很多被子给他们用。这些用过的被子都要我们拆洗干净、缝好。被子真是很多,也睡得比较脏。一开始,我们都不会缝被,陆元灼教我们怎么缝。我就是那时学会缝被子的。文革以后很长时间,我们家的被子都由我来缝。我们劳动的地点在红二楼和红三楼之间的一个食堂里,这个食堂有口很大的锅,我们就在锅里洗被子,然后拿出去晒干、缝起来。那段时间过得也还算愉快,没有人管我们。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住在家里,在家里吃饭,到上班时间去干活。

访:文革期间,全国许多地方打派仗,北大也打派仗,这影响到你们劳动了吗?

:1967年1月发生上海风暴,造反派开始夺权,打派仗。北京的群众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是天派,另一个是地派。那时几乎所有的大学、机关单位都分成两派。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但实际上反映了长期积累的人事纠葛。北京的所有派别或属于天派,或属于地派。尽管它们并不都叫这两个名字,同一体系内的派别可能没有组织联系,但它们会互相支援。大概在1967年下半年,北大出现了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人数多的是新北大公社,属于天派,以聂元梓为首;井冈山属于地派,周培源被推为“寨主”。那时北大就比较乱了,造反派都忙于打派仗,没人管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了。等到1968年初串联停止后,我们也不用洗被子了。

访:据说,文革期间,北大造反派间的武斗很厉害。有时进攻的一派,举着门板往前冲,防守的一派用石头砸。这特别像古代的攻城。太可怕了!

:是这样的。还有的用皮带做弹弓。更厉害的是活活把人打死。有时打派仗也很滑稽。譬如晚上,一派在地上撒了很多黄豆,由于光线暗,看不见,另一派冲过来,就滑倒了。

访:到什么时候又有人管你们了?

:到1968年上半年,记得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第二天带铺盖卷到煤厂集合。煤厂就在现在校医院旁边,是烧锅炉堆煤的地方。第二天我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到了之后,首先看见的是一帮学生把朱光潜当作开玩笑的对象,让他背毛主席语录。他背不出来,学生就打了他几个耳光。当时朱光潜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看起来很可怜。等我们这些人都到齐后,被带到昌平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那儿是1965年历史系开门办学的地方,离200号不太远,有历史系盖的一些房子,还有一些地。我们就住在那儿种地。

访:种了多长时间的地?

:不到十天,又让我们回学校,但不让回家,而是把我们关进了黑帮大院。黑帮大院就是所谓的“牛棚”。这时北大已经有了“牛棚”,在民主楼和外文楼之间,以这两栋楼为两堵墙,再用泥巴把另外两边也垒了起来,里面有十几间平房。季羡林写的《牛棚杂记》的“牛棚”就在这里。这些平房是1950年代盖的。当时因为学生增加了很多,教室不够用,盖这些房子当作教室。我们就被关在这些平房里,每个房间差不多住二十几个人。

访:是谁搞的黑帮大院?里面总共关了多少人?你们在黑帮大院干什么?

:黑帮大院是新北大公社聂元梓他们搞的,大概关了200多人。我们在那里主要是劳动。陆平、彭珮云当时也都被关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管我们的人有工人、学生,还有“左派”教员。每天有人带我们排队出去,在校园里干各种活。吃饭就在黑帮大院里边,搭了席棚,有人从食堂里把饭送来。“牛棚”里的大部分人,有事可以给几个小时的假。比如让回家拿件衣服什么的,个别问题比较严重的不允许外出。 
关在黑帮大院的人,一部分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还有一部分是打派仗时被抓住的井冈山派的人。管“牛棚”的人最痛恨这些俘虏,经常把他们拉出来打;对我们这些“死老虎”倒是不太管。我印象中,干的时间比较长的活是到仓库里把器材摆整齐,像钢管什么的。干这种活要两个人一组,和我一组的是当年清华同年级的同学汪永铨。他是无线电系的系主任,手比较巧,很会干活。负责管我们的工人,每天把要干什么活、怎么干讲了,就没事了。我们两个干活非常认真,跟那个工人的关系很好。仓库里的活不太重,干活时也比较自由。另外,我和汪永铨的铺位挨着,晚上睡觉时可以说点悄悄话。 
在黑帮大院,各人的待遇不一样。陆平和彭珮云没吃很大的苦头,但有的人就不同了。管我们这些人的是生物系低年级的学生,虽然他们年龄很小,但在晚上收完工要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经常还要挑出一两个人来骂一顿。他们在管理黑帮大院时,像电影中集中营里的法西斯,跟你说话时满脸笑容,趁你不备突然打你几个耳光,或突然罚你跑几圈。

访:这就是当时改造人的方法?

:实际上,不管这种斗争搞得多么激烈,对人的思想、心灵并没有真正的触动。我们这些人在里边劳动时间长了,一切都习惯了。最有意思的是,居然有人在里边谈恋爱、搞婚外恋。所谓的“思想改造”是没有效果的。

访:在黑帮大院,除劳动之外,你们还干些什么?

:晚饭之后,有时要求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工人看你不顺眼,就打你几下。有的人被学生叫出去,挨一顿揍。

访:白天干完活,晚上还挨揍?

:对。被打的人还不敢说。当时我们都互相知道这一点。我在黑帮大院时,也经常被学生叫出去,但没挨过揍。这些学生是向我调查一些事情。记得有个叫周铎的人在黑帮大院被打得很厉害,遭遇很惨。在北大读书时,周铎是调干生,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反右时,他在西语系开了个控诉会,控诉所谓共产党监狱里的黑暗。可能因为他嘴巴比较硬,不认错,认为自己讲的是事实,就被打成极右分子。文革期间,我看见他时就发现他精神已经有了问题。因为他精神有问题,黑帮大院里负责管教的学生就老拿他开玩笑。他们问他问题,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也做不好。晚上,我们经常听见他被打得大喊大叫,后来就死掉了。周铎反右时被整得精神失常,文革期间被活活整死。 
生物系的党总支书记胡寿文也挨了很多揍。他跟我同一届在清华毕业,是潘光旦的女婿。可能是因为他过去在群众运动中整过一些人,学生对他意见比较大。他后来告诉我,有一个晚上,学生在黑帮大院里宣布要处死他。两个红卫兵带了长矛,把他带到外头,说要一下捅死他。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但红卫兵并没有杀他,而是吓唬他,完了就放他回来了。 
革之后,他又做了生物系的总支书记,重新掌权。由于对文革中反对他的学生很反感,他下决心把其中留校的学生赶走。我劝他不要太怪学生,这些学生也是受害者,要对他们团结,对他们太厉害没好处。由于对文革中整过我的人,我都是团结的,有人说我的手太软。文革中,数力系曾有个低年级的学生打过我耳光。文革后,他的单位来调査。我说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打我,是可以理解的。

访:黑帮大院是什么时候解散的?里面死的人多吗?黑帮大院解散后,你们干什么去了?

:1968年十一前后,大约存在了半年时间。里面死的人很少。北大在文革中相比外地可能还算是文明的。黑帮大院解散后,我们回到各自的系里,集中住在一起,不准回家。当时我不知道已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数力系除了进过黑帮大院的人,又添了一个人,和我们关在一起。这个人叫卢崇飞,是我的学生。他一进来,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左”。卢崇飞的历史比较复杂,他爸爸是国民党军官。系里把他隔离起来审查,是有人看见他在毛泽东像上画了叉。因此,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清理阶级队伍时,北大的打击面相当大,死的人比较多。我们住在29楼时,数力系有个年轻教员,叫陈永和,从4楼跳楼自杀。他1952年考进北大,读专修科,两年毕业后和郭悦成一起留校,深受程民德赏识。记得陈永和喜欢打桥牌,打牌时常聊聊天,他随便说了点什么,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当时还死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叫董铁宝,是搞计算数学的,业务很强,英文也好。他在美国军事部门工作过,回国时带回来很多美国的机密材料,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国内搞计算数学的人都很重视他。但文革中,他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他想不通就自杀了。文革中,数力系教员中自杀的一共有4个人。刚才说了2个,还有前面提到过的董怀允。1965年北大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时,董怀允作为组织委员,是特邀“打手”,站在邓小平一边。文革中,邓小平挨批,董怀允不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经受不住打击,就自杀了。 
另外,还有一个叫张景昭的女教师自杀。她是教外系课的,全系表扬过她课教得好。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她做过美军翻译,文革中就因为这点事把她打成了反革命。她想不通就自杀了。北大化学系有个副系主任,也是因为做过美军翻译而被打成反革命自杀的。这位副系主任死后第二天,他的夫人跳了北大校园内的红湖,也死了,很惨!北大才三千教员,受审查的就有一千人,自杀的人也太多了。 
1969年初,上面决定把六十三军派的军宣队撤走,换了8341部队的人。这样北大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收缩了打击面。 
8341部队的人来了之后,发现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查不出来任何问题,历史上的事情都做过结论。管数力系的大概就是个小排长。他发现我没什么问题,但也不敢给群众泼冷水,就暗示我做个深刻的检讨。管我的两个学生,老是问来问去,好像我还有什么问题没交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了解什么。他们实在不耐烦了,就告诉桂琳琳,说是想搞清楚卞国琨来北京时,我是否见过他。我这才明白。于是,我明确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卞国琨,卞国琨来时我已经没有自由了。这样,我就解放了。

访:卞国琨是您提到过的清华同学吗?

:是。他跟我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军事单位工作,后被开除军职,到西北工学院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有人说文革中他来找过我,可能是想要些粮票。但我未见着,因此时我已被看管。1969年上半年,于文革初期停止的党组织活动又恢复了,我们又有了正常的党员身份。以后这段时间比较平静,北大的武斗也停止了。

本文选自《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丁石孙/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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