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归去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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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归去来(上)


转帖,来自网络。文章很长,但读来津津有味。

(本文来源: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选自《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李大同 采写:邢小群


草原归去来(上)

实际上,到后来我们已经不认为我们是知青了,而是汉文化的使者。在和蒙古文化较量了一番后,双方握手言和。

离开北京

开始上山下乡了,我们比较倒霉,一批一批都没有我们。先是东北兵团,然后是去山西插队,接下来是去陕西。我们这些人大概是读俄罗斯文学作品读多了,本能地厌恶农活。以前的下乡劳动没有留下任何美好的记忆:腰酸背痛,我个子又大,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拔麦子手上鲜血淋淋,我心说这辈子可不能干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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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院一些孩子说,我们得自己走,不能跟着学校走。去哪儿最好?哪儿最自由?你猜一开始我们最先选择了哪儿?鄂伦春自治旗!那儿是什么地方?游猎生活!整天骑马打猎多带劲啊!而且同苏联最近,一旦打起仗来,就是前线。那时干部子弟虽然家庭大都垮了却不服气,有一种抱负,也是给自己找心理平衡: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见!练了一身功夫,在毛泽东时代“要解放全人类”的宣传教育下,总渴望打仗,像父辈一样建功立业。当时不少干部子弟去越南,甚至参加缅共,战死了不少。

我们给鄂伦春旗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想到你们那里插队。人家很热情,很快回了信,说:“我们这里没有安置知青的任务,因为这里有克山病。到现在病因不明。”这下把我们给吓住了。赶快查医书,看克山病是什么病,一看是关于侵害到心脏的什么病,病因不明。好么!这地方可不能去!去哪儿呢?想不出去哪儿。当时有一伙人和我们一样坐不住了,家里全“黑”,也不想去农村,这就是李三友、秦晓他们五个人,都是四中的。他们决定去内蒙草原。其中路书奇是我们大院里的子弟,我们去为他们送行。这五个人去了草原后,每人每天写一篇日记。不久,这本日记就传回了北京,这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与我们的沟通。写得特别有意思,一种全新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他们写了去草原一路上的艰辛,哎呀,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刺激!心说这才是生活啊!像冯江华,他是原水电部党组书记冯仲云的孩子,他父亲在文革中死得早;李三友,西纠第一号通令就是他起草的,他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不便,我们管他叫戈培尔;路书奇是大院儿孩子中最成熟的一个,天生就是一个搞政治的,好像当时是四中革委会副主任。我们看了这本日记非常非常激动。马上决定走这条路!

他们走了大概不超过20天,我们就看到了那本日记。他们后来被当地政府顺利地收下了。我们决定也去草原。

我从决定到出发,只有两天时间。院里还有一个同伴叫朱力平的,也要去,他还有同学也要去。我们七联系、八联系,最后联系了十个人,清一色“黑帮”子弟,决定一块走。我对父母说,我要去草原!我母亲一听就急了:你能吃羊肉吗?她觉得羊肉对我是最大的威胁。我说,蒙古人能吃,我们也能吃。我父亲先说“你们想当'盲流’?”(编者注:那一时期对没户口的流窜人口的统称)。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盲流”。他又说:我得考虑考虑,那地方,几十里地没有人烟,抗日战争我就在那里。他考虑的结果是:必须得学校同意,全国一盘棋,你们不能胡来。

当时学校已经是工人宣传队管理。工宣队那家伙,一脸不屑,你们还想插队?他的态度是,你们这些家里有问题的黑帮子弟,爱去哪儿去哪儿吧,也许巴不得有地方要我们。我回去就和父亲说:工宣队没有意见。他说,那就去吧。我当时的态度是:你们同意,我去;不同意,一分钱不给,我也去。因为在北京的日子,无所事事,无聊,我再也不想过下去了。没有棉衣,就把父亲下乡时的棉裤接长了一截儿,把他下乡的皮大衣带上,两床被子,一个褥子,衣服、药品;打行李,买东西,自己迁出了户口。

我们没有和内蒙方面联系。但有李三友他们的前车之鉴,我们以为会很顺利。迁户口时,警察问:迁哪儿?我们说,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其实去了才知道,我们整个就是盲流。

我们去内蒙是1968年12月15日。天气很冷了,上了路。火车坐到赛汉塔拉,下了火车,离阿巴嘎旗还有七百多里地。那时没有客车,只有卡车,要顶着北风往北开。我们到处求拉煤的、拉肉的,人家凭什么拉你呢?一开始我们递烟什么的,人家根本不理你。幸好我们带了最好的行贿的东西——毛主席像章,带了好几大盒。我们就说,我们还有东西,你来看一下。我们把像章一展开,哈呀,他们眼睛就亮了: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要了好几个。然后说,行!第二天上车。两个女生在驾驶楼里,我们男生都在上边,没有篷子,整整走了两天,颠得浑身散了架,到了阿巴嘎旗。

盲流知青

这时我们才发现,十个人里,只有三个人身上带了钱。我是富翁,带了一百元钱,老曹带了一百元钱,另外一人带了三十元钱。其他人竟一分钱没有,因为父母都停发工资了吧。我们只好把所有的钱集中在一起,然后就打听在哪儿住最便宜。人家告诉我们最便宜的是残疾人开的福利车马店。在黑暗中我们跌跌撞撞地找到了这个车马店。骡马粪味儿,屎尿交加,扑面而来。一个退伍残疾军人在管事,问:一晚上多少钱?答:一块五;这么贵!有没有便宜的?说:大通铺,一人五角;又问,还有没有更便宜的?说通铺不生火,两角。我们就决定睡那两角的了。他把我们引进一个大通铺屋,连玻璃都没有,窗子上的一点破纸还噼哩啪啦地响。当时是零下20几度。我们把所有的被子铺开,靠着墙,一个挨一个地挤,带着皮帽子睡下。

那晚上还是睡着了。但是早晨一起来,满嘴边是冰碴子,因为你一呼气,哈出的气马上就会冻住。第二天,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吧,哇,所有的钢笔都冻住了。这儿不能多呆,得赶紧去旗里找安置办。安办的人说,我们这里没有接待你们的计划指标,不能收。他说:“你们是什么人?有介绍信吗?”“没有。”“有什么能证明你们是什么人吗?”“没有。”他们看着我们这些清一色的一米八的大个头儿,不像是知青。只有当时的破学生证,还有北京户口,可以证明我们是北京的。别的任何证明都没有。我们决定,到盟里的安办活动活动。我和另一个人就前往盟里去了。那时去盟里坐卡车要走200多里地,到盟所在地的锡林浩特,我们找到盟安办。他们说:“我们得等下一批指标来了再考虑接待你们,这次安排不了。”我俩一想,这个地方更住不起。赶紧往回返。这回是从东往西走,那天零下38度,6级大风,伙伴身体较弱,让他去车楼里,我就上到了车顶。司机很有经验,用毡子把我裹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毡筒里。但是车开出一百多里后,我觉得所有的冷气都往我的心脏集中,感觉快不行了。

旁边是半扇冻牛肉。我当时敲敲牛肉,嘣嘣地;又敲敲自己的心脏,看看是不是也冻成那个样子。后来觉得要冻死了,不行了。用最后一点力气,敲了敲驾驶楼。急刹车!司机问我,怎么了?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瞪着眼看他们,摇了摇头,完全说不了话了。他们一看不好,赶紧把我弄下来,旁边正好有个道班房,进去,给我按摩,喝红糖水,半天才缓过来。还得走啊,司机又把他的羊皮大衣给我裹在毡子里面,接着走。走到夜里才回到阿巴嘎旗。等我们再找到那个车马店时,那帮家伙们,都到那个一人一块五的有火房间里去了。他们说夜里在被子里挤着还行,白天没法呆,大家都穿着棉衣在那儿蹦。说,不行,还得到有火的房间去。小房间,一人一块五,炕上能挤四五个人。接下来就开始了长达33天的抗战。我们每天从车马店到知青办去磨。到那儿就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你得收我们!”“不收!”“你得收!”

他看我们填的表,全是干部子弟。说:“你们肯定是联动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反联动的。”后来,还是用毛主席像章打开了缺口。我们发现知青办四个人是两派,我们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开始孤立那个主任——挖肃派,拿着大像章,把保守派的三个人买通。慢慢地都搞熟了。主任就说,好吧,我们派人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吧。结果知青办专门派了一个人到北京各个学校了解我们的情况:是不是联动分子?是不是反革命?一了解,我们学生本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们就是走了一下形式,顺便旅游一下。真正解决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已经发表了。这是最强大的力量。

李三友他们在北部伊和高勒公社,我们离那有四百多里路呢。所以也没法找他们。等那安办外调的人回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大事,安办另外几个人也被我们买通,同意要我们了。他们决定把我们发配到“阶级斗争最复杂”的牧场去——阿巴嘎旗南部的白音德力格尔牧场。那里,从来没有去过一个知青。为什么说那里阶级斗争最复杂?因为,当时内蒙正在搞挖肃,清查“内人党”,唯有白音德力格尔是保守派占上风,挖不下去。当时去了内蒙的知青,普遍参加了“挖肃”,要表现出是输出革命来了。

我们出发了。白天坐马车,晚上睡庙里,弄点牛粪一烧,走了三天才到。去了以后呢?我们很快就参加了那个地方的反“挖肃”。我们的场长,叫乌力吉巴雅尔,是老复员军人,被打成“内人党”,让造反派抓到红星大队去拷打。我们天生就是保守派,听了听情况介绍,同情场长,决定一块参加抢场长的行动。于是去红星大队,提着镐头把儿,愣是把老场长抢出来了!我们这帮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又人高马大的。

那里是个牧场,是内蒙为数不多的公私合营的牧场。原来归大牧主所有,所有牲畜都是他的私产。与城市的公私合营、与资本家达成的赎买协议是一样的,作价以后,每年付他3%本息,三十年付完。实际管理权都已经是公家的了。场长刚回来时,被打得不能动了。但回来后人就安全了,为此,老乡们对我们不错。

这时,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从12月中出来,到收留了我们,到抢出了场长,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决定回北京休整一下。这时我们还没有分配到大队里。另外有五个人已经去了红星大队,也是北京来的知青“盲流”,有廖平平(廖承志的儿子)、黄小源(黄静波的孩子)等。他们比我们晚到旗里,结果却比我们先下到了队里,他们也使了些“阴谋诡计”,还偷过我们的烟,也曾住在那个福利车马店。

我们回到北京,开始准备正式在草原上安家落户。实际上1969年春天,我们在北京过完了春节,再次回去,才真正进入了草原生活。

初受挫折

我们是把各人家里的书,有价值的全部运走。用大木箱子。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也包括当时的“内部小说”。其中包括《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等;我们还有全套的《摘译》;也有马恩列斯的书、中外历史的书;还包括传统文化方面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耀邦在团中央时主持编的《中华活页文选》,基本上是古文精品。

如果没有书,我们在草原怎么活啊?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书,人就废了。我记得有一本精装的《堂吉柯德》,被我们看散架了,不知读过多少遍,连人物对话都背下来了。《唐诗三百首》至少背下来二百多首……

我们带的书有多少?两个牛车,专门拉我们的书。在草原游牧,一年搬四次家,换草场,我们这个包,是原来牧主的大包。一次要用八辆牛车才能把我们的家搬走,其中两辆牛车,专门运我们的书。直到我离开草原,还有满满一木箱子书。其它除了不断传阅流失了,就是在没有柴火就要冻死时烧掉了。当然是先从最没有用的书烧起:第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第二本烧的是农业科学知识。刚下来时,我们还想用种树啊等农业科学,改变那里的面貌。在草原,实际上不需要这些农业科学知识。

我们下去,和一般知青不一样的是,我们思想上根本不是去接受什么再教育的,我们很狂:我们是要去掌权去的!是要改造那块地方去的。个个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管理一个生产队算什么?

我们后来也和李三友他们联系上了。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旗里,但他们公社在旗所在地往北二百多里,我们牧场是旗往南二百多里,我们之间有四百多里地。一个月能通一封信就不错了。别的联系根本不可能有。后来,到七十年代初,我们来了一次远征,四个人骑马去他们那里访问了一次,当时叫“千里北征”。到他们那里,我们骑了三四天。一人骑一匹,牵一匹,换着骑。

下去之后,生活很快就教训了我们。

首先,语言不通,感到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连说吃饭都听不懂,你还想“统治”?下乡前父亲还教过我两句蒙古话,说你会这两句话就饿不死了。结果我发现他们那儿的蒙古话和我们那儿的不一样。我们那吃饭叫:“浩勒亦得”。我父亲打游击地方,是伊克昭盟、河套地区,吃饭叫“布达亦得”。还别说吃饭,刚下分场,第一夜是住在老乡家的蒙古包里。可是,我们长这么大没有男女混居过呀!试想你脑袋旁边就是女主人的脑袋,好家伙!怎么睡得着?还有关于草原上性病的传说,吓死了!简直吓死了!瞪着眼,一夜没有睡着。这方面的事就忽略了吧。

我们第一次长虱子时,也吓傻了!人身上怎么能长这东西呢?人家告诉我用两手指甲一掐,“叭”就掐死了。我第一次掐时,浑身起鸡皮疙瘩,掐不下去,害怕,呕心。是别人帮我掐死的。后来一回到北京,就把所有的衣服放到蒸笼里蒸。第二天,虱子就没有了。我们回去告诉老乡说:我们回到北京就没有虱子了。老乡根本不相信!说天底下可能有没虱子的人吗?他们认为虱子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营地,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知青当时每人有一百多元的安置费嘛。我们六个男生的钱可以买八个“哈那”(侧墙)的大蒙古包。我们去以后,因为是春天,哪儿有什么羊肉啊!我们就是到场部买些小米、面,没有肉。牧民一年也杀不了几只羊。开始牧民们从心里是很歧视我们的。他们也欢迎你,那时因为怕毛主席,而一旦你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就没有人理你了。他们把我们当成内蒙曾经有过的盲流一样看待。那些盲流是困难时期闯口外,干那些蒙古族牧民不干的杂活、苦活、累活的人。汉人在牧民那里是低人一等甚至低人两等的。

但我们借着政治的余威,下去第二天,就跟他们的说,我们要放牛放羊。是毛主席让我们来的!我们得靠放牛放羊挣工分,吃饭啊。他们不敢不给。他们从最近的、离我们约一里地的羊群中,给我们分了一半羊群过来;又从离我们更近的牛群里,给我们分了一半牛群过来。我们可高兴啦!放牛放羊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跟着它们屁股后面走嘛?每一头牛身上刷了一道红漆,标志着是我们的了。我和一哥儿们放牛,走着走着,牛就没了。它们又回到原来的牛群去了,根本不理我们。不给我们马,我们追不上嘛。羊就更别说了,我们当中,三个人放着一群羊,白天还拢住了,到了晚上,下夜,出问题了。羊在夜里是要卧到它们拉屎撒尿有味的地方,而我们这里是生草地,它们怎么会卧呢?它们一叫,一里外原来的羊群也叫,它们就开始往那儿冲。我们把裤腰带解下来了,抽啊,打啊,羊群把我们撞得七倒八歪,天黑啊!一会儿一只都没有了。这就是牧民第一次收拾我们。

哥儿几个全儍了,一天牛羊都放不成,还好意思向人家要吗?还有可怕的事呢!一出去就转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蒙古包在那儿。我第一天,在草原撒了泡尿就转了向。草原很平,走啊,走啊,有了坡,觉得人家看不见了,才敢方便。可回去时,怎么蒙古包看不见了呢?找不回去了!有一天,我出去方便一下,回来走了二十多里地,天都黑了,还找不回去。是牧民们打着手电把我找回去的。迷路是很可怕的,有了指北针也没有用,要看地形。

后来我们就商量怎么办。我说,这样下去永无出头之日。蒙古老乡们的生产、生活技能,我们一点都没有,生存技能低于一个五六岁的草原上的孩子。我提议,咱们不能在一起住了,一人插到一个牧民家里去。首先掌握语言,然后掌握生产技能。

我们和一般知青不同的是,这是我们选择来的。选择来的和分配来的不一样。我们无怨无悔,什么坎都得迈过去。谁让你选择了这块地方?如果是强迫来的,也许你会怨天尤人,低沉、颓废……。干部子弟还有点不同,深受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影响。越是艰苦,反倒越有一种亢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精神状态。受了一通折磨后,我们决定,必须先掌握蒙古人所有的生产和生活技能,包括语言,我们才能统治这块地方。当时脑子里真用了“统治”这两字啊。

我是毫不犹豫地走了。只有两三个人不愿意下到老乡蒙古包里,女生不敢,千金小姐,住到男女不分的蒙古包里,不可想象。有两个男的也不愿意到牧民家去生活,就去了配种站。我们雅干西勒分场是全内蒙的改良畜试点。羊是改良羊;牛是荷兰红改良牛;马都是顿河、卡巴金种马。当初最富的大队是红星大队,我们表示,我们不是冲着钱来的,是冲着好马来的。顿河是中挽马,卡巴金是高纯血,比蒙古马可高大、漂亮多了!

我下到的蒙古包,男主人曾经当过土匪,有一个老伴,还有一个他们领养的上海女儿。1960年代困难时期,从上海运来很多孤儿,让牧民们领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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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牧民一起生活

和牧民在一起生活,早晨、中午都是喝茶、奶食;晚上一直到女主人挤完所有的奶牛之后,已经到十点多了,她才回来做顿饭。这顿饭,一年360天,有300天是面条汤。

他们也能做面条,面是商品粮,买来的。草原上全是商品粮,但定量很低,一个人也就十一二斤粮食。我们的定量和牧民完全一样,都是细粮:白面、小米、炒米,一个月大概就是十一二斤。其它就是奶食,如奶豆腐、奶片、奶皮子、奶碴子,大概就这几种。最好吃的是奶豆腐,是白奶豆腐,白奶豆腐就是奶还没有完全酸,微酸时制成奶豆腐。我下到老乡家里,第一次吃奶豆腐,手掰下一小角儿往嘴里放,当时就要吐。忍着不敢吐,跑到外面吐出来了。酸臭无比,咱们根本接受不了。茶呢?砖茶加牛奶加小米,喝一碗就够了,咸得很。还有一种是奶茶加炒米加黄油喝起来很香。

那种奶食品营养很高,但我们刚去喝不了。我们根本不会吃那些东西啊!天天就盼着晚上那顿面条。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半脸盆面条端上来了。老乡做面怎么做?一锅水烧开,削几个肉条放在锅里,这边水咕咕地响,那边擀面条。就切成三寸长,往锅里一倒。连汤带面,放点盐就行了。老乡就吃小两碗,吃完,舌头一舔,舔得锃亮,碗放下了。你猜,第一天我吃几碗?我连吃十碗!肚子里还空着那,刚垫了个底儿!可老乡都放下碗了。锅里虽然还有一点面条,但要第二天早晨给放羊的喝。我心说每天要盛十几碗,也太掉价了。就给家里写信:你们在北京给我买一个最大的碗寄来。

一个月后,碗寄来了,搪瓷的,其实就是一个小脸盆。我只盛一碗,半脸盆面条就下去了。那天晚上,我盛上那么一碗,躲在后面猛喝啊,喝得都撑了,跑到外面直溜弯儿。早晨起来一看那碗,我直笑,上面写着:社会主义好。

当然,不能这么下去。我就想,必须学会吃奶食。仗着年轻,大概有半个多月,奶食就可以吃了。肚子里有奶食品,就不那么饿了。生活关很快就过去了。

手抓羊肉,别提有多香了!平时,老乡吃一次肉,也是很算计的。把肉剔得就剩下骨头。肉留下来,慢慢吃,只喝汤。因为夏天肉稀缺。真正大块吃肉是冬天。秋天,就和分庄稼一样分肉食牛羊:譬如你家可以宰两头牛,五只羊,一天就得宰掉。然后挂在那里冻着。这时你可以猛吃肉。冬天,每天早晨都是肉,没有别的。夏天不行,羊很瘦,不能吃。一年基本上吃不上蔬菜,一天到晚喝茶呀。

家务事我也不怎么做,实际上是做不了。主要是干杂活。比如,剪羊毛时,就观察怎么剪,先从哪下手?然后学着剪。然后是调教生马,这是基本的生产技能。

你别看蒙古人生活很封闭,其实一个蒙古包里从早到晚能来几拨人。都要进来喝茶。然后就互相通告有什么新闻。草原上的消息,走得比电报都快。他刚把从别人家听到的什么告诉了你,你又很快把刚听到事情告诉另一家。一传十,十传百。

一个蒙古包与另一个蒙古包也就是十几米的距离。但是一个浩特组(畜群组)和另一个浩特组——也就是一个营子,要有二三十里地。一般一个畜群有三个蒙古包:一群牛,一群羊,还有一个是下夜的。羊群要有两个工,一个白天放羊,一个下夜。夜里需要人看着,一是怕它们跑,二是怕来狼。

我们牧场是两级核算。牧场是一级,分场是一级。决算在分场(大队)。一个分场有二十多个浩特。我们全分场也就两百多号人。

其次,就是怎么过语言关的问题。我们当时在盟里看到一种《蒙汉小辞典》,一人买了一本。里面有3700多个基础蒙语单词。我每天早晨就像背英语单词一样背蒙古单词。小辞典有汉语注音,但你用汉语注出来的蒙语和老乡说话,老乡听不懂。小辞典还有拉丁语注音,你一用卷舌音,他们就听懂了。他们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比如“手”和“火”,我们听去都一样,都是“嘎了”;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卷了舌头。蒙古文字是拼音文字,我大概过了三个月,日常的会话就能听懂50%了。

我的蒙文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三十多年没有接触了。前两年有个电影叫《疾风中的马》,给内蒙老知青专门放了一场。蒙语对白,中文字幕。我一开始还得看中文字幕,电影看到一半时,我的语言记忆就恢复了。后半部电影,我基本就不用看字幕了,听起来特有味道。在草原时,我曾用蒙文读党的十大报告,念得滚瓜烂熟。老乡都吓得要命,因为很多政治词汇是翻译过来的,他们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觉得我的蒙语比他们说得都好。我们的蒙语是用拉丁语音来学的,学完了,请老乡来校正。所以,我们的发音非常准确。有一年内蒙古大学新蒙语系,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到我们那里实习,撞到我们蒙古包里,我和他用蒙语对话。当时,我刚刚去了半年,他说:你这半年的蒙语水平,超过我们四年级的蒙语水平。我多少有一点语言方面的天赋。我是我们这伙人里蒙语最好的一个。后来,我们逐步掌握了放牛、放羊、放马的技能。

我白天干各种杂活,跟着他们的孩子放羊。一方面看他们怎么放,然后我们再看书获得一些放牧知识。比如羊群要吃回头草,羊是一边走一边吃,吃五六百米后,要拦住,让它往回走。充分利用这片草场。然后再从另一边往前走。还要顶风赶羊,顺风,羊就跑了,回来时顺风走。各种知识,在一年到两年之间,我们基本掌握了。放牛难一些。放牛是散放,在阿旗北部放牛简单,因为那边缺水,方圆几十里只有一口井,所有的畜群都要到这口井来喝水,丢不了。可是我们那地方不缺水,是浑达克沙漠北部边缘。挖地一米多深就见水了,遍地都是沼泽、河流、湖泊,牛群在哪儿都能喝到水。所以,必须得对它们经常去的地方了如指掌,而且对地形也得非常熟悉。

掌握了基本生产技能后,我们的野心还没有死——我们要“统治”这块地方。这时老乡已经发现我们和原来的汉族盲流不一样了。发现我们半年时间就掌握了他们的语言,甚至只用一天的时间学习蒙文就初步能读蒙文文章。其实,我们在旁边摆着字母表,跟着字母表硬往下读。这在老乡看来真是奇迹。“知识青年”蒙语直译过来是:聪明的青年人。他们看我们很快会说蒙语后,恨不能把他们会的所有汉语说出来,原来他们是一句都不说的。就看着你,大眼瞪小眼。当发现我们奇迹般地掌握了他们的语言,觉得面子挂不住了,也拼命地说他们会的几句汉语。这时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地方了。

我们里面出了马倌,会套马;做马具——马绊、马笼头、马嚼子(甚至是银嚼子)、马鞍子。马鞍子工序最复杂也会做了。我们很快把老乡所有的看家本领都学会了。我们知青都分别掌握了其中的一项技能,而且我们不是一般的掌握,而是高手!我们做出的马杆子,让老乡们都赞叹不已。我们当中的路东文,是路书奇的弟弟,动手能力极强,马具做得最好。我也行。我们知青里头有马倌、牛倌、羊倌;而我,竟然从一开始就当了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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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当家人

大概是1972年,牧场(总场)一级核算的体制彻底崩溃了。原来分场没有独立核算权,所有牧民都欠牧场的钱,牧场欠国家的钱,好几万。总场说,不行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核算权要下放到分场,让分场独立核算。这就需要有管理人员,有会计。可蒙古老乡谁会呢?只能选知青。那次开会,讨论谁能当会计,分场老乡一起举手大喊——大同!大同!为什么选我?因为我蒙语最好。另外,我生性老成。我在我们知青里年龄倒数第二,但老乡觉得我老谋深算的,很有主意。还是选了我。

在老乡家时,我们的收入不都给老乡,但要付粮钱、肉钱。或自己买了粮放在那儿,或是老乡买了羊后,下一只我来买。这时我们开始自己独立过了。因为我们有了充分的生产生活技能。我们能包羊群,两个整工,一人一天就能挣到十个工分了,我们也不要求挣得很多。知青们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谁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能挣多少就挣多少,收入都放在一起。

我当了会计,成了管理者以后就不干牧活了。当时我面对的局面是相当糟糕的。老乡们欠分场一万多元钱,分场欠国家一万多元钱。里外里,我们欠国家两万多块钱。没有一家不是一年干下来还倒欠公家的钱。老乡家穷得蒙古包都见了天,买不起新毡子换。冬天穿的袍子没有面了,只有白板羊皮,因为没有钱买布。甚至连烟都抽不起,就是摘一种树叶子,勉强当烟抽。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管理问题,无非是要开源节流。另外就是要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

我是非常强硬的。那时老乡生活,每月都得先到我这里借钱。以前,他们要借多少就借多少,反正是不还的。现在不行了,我就算:你家包了一群羊,你的总收入将是多少,你的借款只能在你的总收入额度之内,超过一分钱也不借。老乡一开始骂呀——当面骂我是“黑汉人”!

我们还有一个分场长,他没有搞过经营管理,他不懂。出纳也是知青,所以我们说了算。当时开了几次大会。每一个浩特,你一年需要多少马鬃、马尾(搓绳子)都精确到“两”来计算。整夜开会。干部子弟对《人民公社60条》,《23条》都反复读过,知道这就是经营管理。我们就是让群众自己讨论通过,严格执行。开那达慕大会,老乡来借钱,不借!因为你一年都收入不了这么多,我不能让你再欠款。还是骂啊!但是,到这年年底分红时,我宣布:80%以上的家庭还清了欠款。就是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刨去已经借支的部分,其它的我不给他了,用来抵欠款。

他的羊群、牛群繁殖了,是他给分场带来的收入。他当年有多少工分,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分场总收入除以总工分数),按每人工分,他应该分到多少钱。扣去了他的欠款,他实际应该拿多少钱。第一年他们大多数虽然没有拿到现钱,但他们已经不欠公家的钱了。

到了第二年,100%的家庭有了收入。这已经是多年没有的事情。我到牧场银行取钱的时候,要求都给我一元钱的票子,这样装到纸袋里厚一点。牧民除去他们所有借支,平均一家能拿五六百元的现金收入。我包在红纸包里,给一家一户发现金,老乡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那年回北京腰里揣着五百元钱,如同现在大款的感觉!

自从文化革命开始,老乡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现金。过去每年分红时,就是告诉他们:你欠了多少钱。而这年是,把他们一年吃的牛羊、借的款都折完了,还剩这么多的钱啊!我当会计后,分场第一年的工分值是1.2元,第二年工分值是1.6元,第三年工分值到了1.8元。这时老乡把我当救星看待了。后来,我那方章是很有名的。任何条子上如果没有大同的篆字印,你休想拿走一只羊。书记队长来要也不行,先问:有没有大同的印?公章都不行。这样,一举奠定了我们管理者的地位。不过,这时我们依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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