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归去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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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归去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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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归去来(下)


那达慕大会的桂冠

我们在草原真正的胜利,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在文化上战胜他们。我们很早以前就有了文化碰撞的意识。比如,有一次我到一个老乡家去,他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大家族首领,儿子是马倌儿。马倌儿用的刀子不能从供销社买,一定是弄一把钢锉回来做,钢锉是好钢。马倌儿要经常做马杆子,刀子钢要非常好。他用一个羊皮口袋一样的东西在退火,先把钢锉的硬度减低一点,然后再做成刀子。我看他儿子在羊皮鼓风机上把钢锉一直烧红,拿出来放在一边退火。这时他的爸爸,看着看着,就伸出手去拿,手刚一接触到钢锉,“刺啦”一声,手就冒了烟。老人惨叫起来。当时我笑得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你没有看见它刚从火里拿出来,你干吗要去摸它呢?他说:“我的孩子,你不知道,我们蒙古人不是用眼睛看东西,而是用手去看东西的呀。”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感觉到了文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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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民族是个非常感性的民族,他们没有理性的思维。抽象的词他们文化里是没有的。记得我曾经拿着我父亲当年视察南洋玉器厂时人家赠给的一块玉,给自己刻了一个名章。蒙古老乡都有烟锅子,烟嘴多是玉石的。通常要用一个二岁马才能换来这么一块玉石烟嘴。我就问他们,你看我这块玉石值多少钱?他们都来看。这块玉章玲珑剔透。像咱们,看看就完了,蒙古老乡不,他们看过之后,放在嘴里舔,然后用牙轻轻地咬,然后再舔。感受着玉的温度和质感。最后告诉我说:“这是好玉!”他不是看了以后说,而是舔了以后才说。

再比如,1973年以前,我一直入不了党,来了一个阿巴嘎旗本地蒙古人当了我们公社书记。他很喜欢我们知青。他说:“大同,你怎么没有入党啊?”我说:“我父亲还没有解放。”他说:“你有你父亲的照片吗?”我说:“有,在我的蒙古包里。”他说:“哪天我过去看看。”有一天,他自己骑着骆驼到我们蒙古包里来了。聊了聊天,他说,把你阿爸照片拿出来我看看。我正好有一套父亲1955年出访苏联的照片。他就在那儿看。看完一张,再看一张,足足看了半个小时,最后对我说:“好人哪!”他仅仅凭感觉、看面相就能做出判断,他回去第二天就批了我入了党。

有段时间,滕海清来了,整个内蒙都军管了。滕海清原来是军区司令员。他继续挖“内人党”,整当地干部。他们以为知青是天然的依靠力量,让我们知青给他们当翻译。军代表把老乡训得都发抖啊!我们就用蒙古话对老乡说:“你怕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站好,别怕他们,什么也别说!”我们声色俱厉,看上去也像在训老乡。可军代表一看,怎么刚才还吓得腿都打弯了,一会儿一个个都直起来了?就怀疑了我们。后来派别的懂蒙语的人在旁边听,才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反话。他们说这帮知青不能用,完全站在老乡那边,把我们都换了。还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把我们的羊群也给剥夺了。

我们没办法,曾经一度靠打零工活着。每天骑着马,到人家蒙古包去问:你这儿有活吗?你这儿有活吗?这么凑合活着,生活很不稳定。这大概持续了有半年时间,后来军代表撤了,我们才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赵紫阳到了内蒙后,制定了很多符合实际的政策,还到我们牧场来视察过。其中一条政策是知青可以购买自留畜。我主张买。我们每人可以买6到8只母羊,一只羊才10元钱,可以让它下羔。但是我们那伙人坚决反对,说我们是无产者,不能有私有财产。我说,这不能算私有财产,我们放到老乡的羊群里,羊毛给他,我们只吃肉,可以省下买肉的钱。他们还不干。当时要是买了,我们到今天都是大牧主了。因为羊是成几何级数发展的。

再说文化碰撞。我们发现,若想让蒙古老乡把你当自己人,最终要在文化上战胜他。我们在智力上取胜,他们并不完全佩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看家的本事,最主要的:一是赛马、一是摔跤。摔跤,我们不行。我们知青中有一个天桥宝三儿的徒孙,技法很好,但一让蒙古摔跤手抓住,就像被铁钳子固住了,什么绊儿都使不出来了,因为力量差得太远。蒙古式摔跤不分级别的,100斤重的和200斤重的摔,摔得过人家吗?摔跤不行,我们就研究赛马。赛马是比摔跤更加神秘的蒙古文化。

什么样的马可以参加赛马?首先你得对这匹马有正确判断,看它是否有长跑的骨骼、肌肉和天分。一般的马倌都不敢说什么马能长跑。在蒙古赛马是往前走60里地,再往回跑60里地。一般的马根本不能一口气这样折腾120里地。我们在城市赛马场看的赛马,才跑1000多米,而在蒙古是长距离赛马。当决定了用哪一匹马参加赛马,还要进行神秘的拴养。控制它吃草,一直到把它皮下、肚子里的脂肪完全消耗掉,同时又不能伤害它的精神,让它浑身都是精肉了,它才能跑下这么远来。

拴起来是不让它吃草。马,你要不管它,它就不停地吃草。它是直肠子,一会儿,哗,一泡屎就泄下来了,不像牛羊还要反刍。最后把马拴得肚子就猎狗肚子一样呈弯弓型,浑身瘦骨嶙峋,但它不是弱马,而是具备了长跑的条件。平时拴这种赛马,至少要拴一个半月。在这四五十天里,每隔两天,要跑一次这种长距离,像运动员一样。跑的当中,既训练了马,也训练了骑手。让骑在马身上的孩子懂得如何驾驭这匹马。蒙古赛马全是让小孩子骑,是为了尽可能减轻重量。而且都是光背马,不能备鞍子,因此,参加赛马的人神秘感很强。

我们就想,要想让蒙古老乡对我们服气,就得在赛马上比他们强。最后就选了我的青马。我这匹马,老乡看不起,因为它是改良马。改良马不耐粗饲,不像蒙古马那么吃苦耐劳,什么恶劣的条件也能活着。改良马需要有好的草场。老乡觉得改良马不经造(折腾)。我们坚定认为,改良马有前途,蒙古马难看,矮小,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是文化的冲突。我们就要改良马当坐骑。

我这匹马,是牧场引进的卡巴金种马的第一代儿子。从小桀骜不驯。参加赛马那年,当我的坐骑也有三四年了。决定参加赛马后,我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拴它一次,然后观察它的粪便。夏天吃青草,马本来拉的都是稀糊糊的粪便,但是拴的马,高度吸收草里的养分,最后拉的粪竟然掉到地上都摔不开,得像骆驼粪一样掰开看。这是很神秘的。从老乡那儿听到不少拴马的秘诀,但我们认为大多是迷信的东西,不科学。我们则是根据从俄罗斯翻译过来的养马学——怎么调教马的心脏、肌肉,分别用慢步、快步、袭步来进行,而且一定要让它夜里吃草!蒙古老乡的赛马,夜里一口草都不许它吃。而我们不但让它夜里吃草,而且还加了葡萄糖,葡萄糖有活跃三磷三腺苷的作用。我们一直拴到参加那达慕大会,得了头马——冠军。

我1973年写成了《赛马日记》,成为手抄本流传,一直流传到北大留学生那里。他们看了非常惊讶!后来,有人编《草原启示录》,从我的日记中摘了一万多字,收了进去。又被文革研究者杨健注意到,把它当作史料引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去。我的日记有四万多字,没有全部发表过。当年是在蒙古包里点了六根蜡烛,用了两天两夜写完的。开始在信纸上写,后觉得信纸会被蹂躏坏,又誊在一个破烂的纸本上。纸本很快传走,两年以后才传回给我。这个本我还留着,原始的名字叫《心弦》,是说赛马怎么牵动人的心弦。后来在《草原启示录》中改为《雅干西勒日记》。现在有了博客,我就把过去写过的东西都贴上了。

我们得了冠军,让老乡真服了!他们开始不把我们当汉人了,认为我们是自己人,而且比他们还厉害。他们有时甚至当着我们面痛骂汉人,根本忘了我们也是汉人。通过赛马,是一次重大转变。牧民们认为我们全面蒙古化了。我们自己也有了巨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彷徨与孤独

生活的转折,是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没有上大学的梦想。

1972年,北京外语学院的老师,来我们旗招生,问知青办:这里的北京知青,谁的蒙语最好?打听到我蒙语说得好,就来牧场找到了我。他让我找来一个蒙古老乡,说:你们随便谈话,我在一边听听。结果,他非常满意,说:“太好了,没有听出你与蒙古老乡说话的差别来。” 其实他是法语老师。他通过听你说蒙语,考察你的学语言的能力。这个老师就决定要我。但回去一调档案,就黄了,不能要了。

1974年,我又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又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没有去成。1975年,还有一次。这一次,招生老师说:你来起草一个给农林部(我父亲单位)的函,只要他们说不影响你升学就行,我们有1%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标。我亲自起草的这份东西,最后一句是:“黄天祥的问题审查,是否应不影响其子女的升学问题,请回函。”我想,回答不外乎:或者“是”,或者“否”。如果他们说影响实际就违反了当时的政策。结果农林部军代表那个坏啊!他们根本不回答你的问题,回函写道:“经查,黄天祥的问题目前没有发现和其子女有关”。你说这叫个什么东西?!那意思是说,还有可能查出我与我父亲有关的问题。

三次受辱,这个大学不能上了。

其实,到了1974年我们分场就只剩下我一人了。这时候感到很孤独。当时,造反派说我父亲是叛徒,起因是当年父亲被派到土匪组织中工作,感化他们出来打日本,别和八路军作对。结果土匪组织内部哗变,把我父亲捆起来了。可他们又不敢真惹八路军,就把八路军代表——我父亲给放了。这样,我父亲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叛徒。造反派说:你要不叛变,怎么会放你呢?其实档案中早已经甄别清楚了。在这之前,我曾和梁步庭有一次对话,梁步庭曾经和我父亲同在湖北沙洋干校。我问他:“以您的政治经验,我爸爸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翻过来?”他想了半天,说:“没有可能”。他那年去看胡耀邦的时候,还和耀邦说了这件事。耀邦很生气,质问梁:“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你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叛徒。” 梁步庭说:“耀邦,你不知道,我不说话就是态度”。在干校时,梁步庭与我父亲在厕所见面都不敢说话。开斗争大会时,我父亲太硬,雄辩滔滔,散会时人们说,这也不知道谁斗谁!他连走资派都不承认,太不知道妥协!

三次求学不成,我就真正考虑扎在草原上了。我开始设计我的蒙古包,一定让它要比老乡的富丽堂皇。我铺的是地毯,周围一圈是挂毯,然后是书架。一看,这个蒙古人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当时觉得这一辈子是走不了了。

蒙古老乡也真是想把我留下。我们大队有个叫颜金的老太太,德高望重,是妇女的首领。她专门和我谈了一次话。她说:“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谁会嫁给我们这样的知青呢?她说:“不!想跟你的人多了。你跟我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你是要有文化的,还是要有钱的,还要长得漂亮的?方圆几百里地内的姑娘,我都可以把她领来!”她确实想让我当草原女婿。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在草原的这几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不属于草原。你总是在关心外面发生着什么,北京发生着什么,外国发生着什么。“美国之音”在草原上听得特别清楚,比北京清楚。我每天要听两三个小时。北京稍微有个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感到坐卧不安,就感到要发生什么变化。再看看老乡,他们的精神生活,只有马头琴,只有他们的歌曲,他们根本不关心外界的任何事。这时你觉得:他们才真正属于这块地方。这么偏僻,恒无变化,他们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

剩下我一人后,曾经有一年我根本就没有在我的蒙古包里住过。这时,老乡感到我一个人住,会有问题。因此,你会看到蒙古的老规矩出现了:早晨喝完了茶,我正想要干什么呢,老远的,山梁上,一个老乡骑着一匹马,又牵着一匹带鞍子的马过来了,请我到他们家去。他知道你自己有马,为什么还要牵一匹带鞍子的马呢?这是一种迎接的礼仪:我牵一匹带鞍子的马来,你是不能拒绝的。老乡怕我一人太孤独。我在这个老乡家一住就是一星期。等我回来后,山梁上又出现另一老乡牵着一匹带鞍马过来……。很有诗意,也很感人,我又到另一个老乡家去住。

每家都有我的专用被褥,绸缎的。睡觉时,从大木箱子里拿出干干净净的被褥,给我用。这是专门给我做的。他们自己是羊皮褥子,羊皮被子,往身上一拉就行。我的蒙古袍,也是老乡给我做的。我成了个公共女婿。这一年我就没有回我自己的住处。从一个浩特到另一个浩特。那年年初,我只买了七斤面,回去已经成了硬块了。这时,我已是分场主任,党支部书记。好像成年在管理巡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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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和女尸

等我再次回到我的住处时,我屋子的玻璃碎了两块。炕上有两只死猫头鹰,你说不迷信吧,也有点毛骨悚然!猫头鹰进宅,好事不来啊!可能是猫头鹰撞碎了玻璃,进来出不去了。晚上我躺下睡觉,又有猫头鹰叫……我拿上枪推上子弹出去一看,木桩子上站着一只猫头鹰在叫。连打两天,打下两只,第三天还来。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冥冥之中感觉这地方不能呆了。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北部一个公社女知青和当地老乡发生了关系,怀了孕。当时,中央有个26号文件下来,大意思是:迫害知识青年的要严厉打击。其实,这女知青的事,不是什么迫害,是两情相悦。但把这个蒙古青年给抓了起来,判了三年徒刑。女知青在当地没有办法呆了。旗里认为,最干净的、从没有绯闻的地方就是我们白音德力格尔了。这时,旗委副书记、武装部王政委就对我说:“大同,能不能让×××到你们那去?我说那怎么行?我们这里怎么能来有这种丑闻的人?”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怎么样。王政委分管知青工作,说:“大同啊,你得给我这张老脸啊!她在那呆不下去了。”我说,那好吧。她就搬过来了。

她过来以后才知道,这个女生家里很有背景。她父亲是中央某部的一个处长,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张浩,她的小姑父是原云南省委书记。文革开始时,林彪还派秘书到她们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这个女孩儿,属于女中豪杰一类,14岁就到了草原。那时和老乡发生性关系的,都是不懂人事的女孩儿。草原上的蒙古小伙子剽悍起来,也是很有魅力的。她糊里糊涂,怀孕六个月了都不知道。找她姑姑,才知道怀孕了。于是事情闹大了。

没有想到,一年以后,这个女孩子淹死了。在我们营地七八里外,有一片湖水。夏天,我们常到这个湖里游泳。当时,我刚参加盟里的一个学习班回来。上边想把我当成后备干部,让我和旗一级的干部参加这个学习班。当我回到我们知青的住房时,她不在,一夜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和老乡一直找到这个湖边,找见了我的枪和她的蓝头巾,但没有人。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一件事,全内蒙都知道。结果,两三天捞不上人来,后来,北京的潜水队都出动了,38军的侦察排也来了,还是没有捞上来。我每天都在水里潜来潜去,在里面摸。那湖深不见底。当时因为水太冷了,水温高的话一天就能浮上来。结果到了第四天,尸体慢慢浮起来了。当时,我也是被怀疑对象啊。后来,1977年我在旗里的党校,遇到一位干部对我说:“你是好人啊。”我说:“你根据什么说我是好人?”他说:“你不知道,那个女知青死了以后,我就是调查组的,我调查了你们大队的每一个老乡,所有的老乡,异口同声地说,你是好人。一句你的坏话都没有。这种事情,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解除了对你的怀疑。”

她后来就埋在我屋前200米远的沙坡底下。你看,先是猫头鹰叫;之后又死了一个人。再往后,我们的狗又半身不遂了,很怪!它是一条能抓狐狸、非常优秀的猎狗。有一天早晨,突然就半身不遂了。我怎么喂它,它都不吃,看都不看一眼饭食,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又一天早晨,我发现狗没了。狗临死之前,会恢复到狼的本性,不死在主人家里,要死在野外。它硬是用两条前腿拖着后腿,翻过我们前面的大沙包,到一个沙坑底下,死在那儿了。我挖了一坑,把它埋了,垒起一座小坟,插了一个木板:写着“爱狗”。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神秘兮兮的事情。我们牧场场部正南面有一个大高坡,高坡上有一棵巨大的树,在草原上老远就能看见这棵大树。这棵树在1977年莫名其妙地倒了。这一系列的事叠加起来,你再不信鬼神,心里也打鼓。让我觉得知青在这儿的气数尽了。已经到了第九个年头了。所有的伙伴都走了,新来了一个女的还死了,猫头鹰、狗、树……我也应该走了。

本来,我是坚决拒绝到旗里当干部的。旗里早就想调我去当干部或当中学校长之类的,我断然拒绝,觉得还是当牧民好。如果我在草原,我只当牧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回,我接受了旗里的调令,先到阿巴嘎旗党校当教员。调令早在1977年初就下来了,我是到1977年底才走。我要培养出合格的会计和出纳才能放心走。我相中了一个马倌儿,上过初中,在当地文化水平就是最高的了。我让他住到我的办公室来,每天教他——收入怎么登,支出怎么登,怎么平衡,怎么计算工分。他和我住了半个多月,一天到晚打算盘。直到我觉得他懂了。

临走前,老乡们全来送我。这时,我的办公室还在夏营地,老乡们已经搬到冬营地去了。冬营地离夏营地有七八十里路!那天晚上,我们大队所有人家除了看畜群的外,都坐着牛车往大队部来给我送行。冬天啊,男女老少,杀牛宰羊开始炖肉。然后我们大队两个最好的歌手跪在我面前说:“大同,原来你让我们给你唱蒙古老歌,我们不敢唱。今天,你点哪一曲,我们就唱哪一曲。一个唱高音,一个唱低音。”

蒙古人唱歌不能坐着,只有跪着才能发声,唱他们的长调。他们整整给我唱了一夜。我是喝一口酒,点一支歌;再一口酒,再点一支。我们的老马倌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啊!他70多岁了,五十年代全内蒙摔跤手第五名啊!袍子都哭湿了。他们真把我当成自己人了。我也很心酸,但我知道知青气数已尽。老乡们富裕有钱了;我们赛马赢了;蒙古语言文字学会了;接班人培养了;能走的人都走光了,我已经尽到最后责任了。

其实,到了党校也没有什么事做,一年培训一两次公社书记和旗里的局长们。讲毛选五卷,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党校有个很好的图书馆,我一天到晚就是读书。大概到1978年初,内蒙要开自治区团代会,把我借调到那儿去起草报告。

这时,我父亲已经平反了。父亲一平反,他过去的资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中国青年报》要复刊,要招收第一批记者。听说老黄的孩子还在内蒙,怎么办呢?让他拿点作品来,看看能不能当记者?招第一批记者,报社都是三个人去考察:记者部主任、人事部主任、编辑部一个部门主任。每一个记者,当面考察,所有的作品都要拿来。我呢?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一个铅字,没有上过几年学。后来他们问我:有没有写成文字的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我告诉他们:有一本《赛马日记》。另外有给家里人写的信。那时,给家里人写信经常讨论局势,一写就是上万字。我说只有这些。他们说拿来看看。报社一个副总编辑看后说:“很好。《赛马日记》证明文字功力很强,家信证明思想非常解放。”结果,一纸调令就发下去了。我是第一批记者里,惟一一个没有经过任何考察就进来了。

我开始当内蒙古记者站记者,干了两年后提升为机动记者,然后当编辑、编辑部主任。大体经历就是这样一个脉络。总的来说,我们草原知青,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一群人,保持了一种状态。不颓废,总是有生活的热情。在一种异族文化内找到自己生活的乐趣,并能够施展抱负,还有不间断地阅读。当然后来回北京后,我也参加了自学高考,两年后顺利拿到文凭。在报社工作没有文凭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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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再品味

当时决定在草原扎根,在草原也有一段初恋,但最终我放弃了。因为我认识到我不可能在草原永远呆下去,我是要走的。我在草原,会适应草原文化,而蒙古姑娘到了北京,会立刻枯萎。后来那个姑娘失恋后,人比黄花瘦。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也不敢去她们家了。她也是一个上海孤儿,但不是最初房东家的那个姑娘。

她叫琪琪格。别的上海姑娘连同肤色都被同化了,根本看不出是汉族人。唯独这个姑娘完整地保留了江浙一带人的肤色,一点都没能变,白白净净的,永远吹不红。我们知青开始曾恶作剧,告诉她:你爹你妈都在上海。她就“呸、呸!”地恼我们,根本不相信。时间久了,她信了。相信以后,开始拼命地学汉文,而且不愿意穿袍子了,喜欢汉人衣着打扮,让我们从北京给她买高级的香皂和雪花膏。人一旦有了民族归属感,她会下意识地改变作派。对我来说,那也是一段很美的初恋。我当青年突击队队长时,她是铁姑娘队队长。我们有一段时间建草库仑,日夜在一起,感觉很美好,夜里两人在月光下骑马徜徉……当她已经完全投入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不可能娶她,我肯定是要走的。我没想到能在草原呆十年,太久了。原来想能呆四五年就不错了。如果我不是和牧民有这种交情,根本是呆不住的。

我给他们当家的时候是他们生活最好的时候,蒸蒸日上。当时我们已是经济收入最好的分场。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牧区,没有多少可学的。但我也是先进知青的代表,去过大寨。担任分场主任以上的知青,组织到大寨参观过。我属于被自治区培养的干部苗子,当时还找不到像我这样蒙汉兼备的苗子。上完盟里的学习班后,还要到自治区的学习班去。

但是在那地方,汉族永远不能担任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有些人,在汉族区长大,一句蒙语不会,但他是蒙族,就能当一把手;你一口流利的蒙语,也永远只能当二把手。二把手基本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事。

蒙古族的文化,除了赛马、摔跤,还体现在所有的器物上。也可以说是马具文化,比如,马绊。马晚上要吃草,你不能让它走远了,就设计出一种马绊。让两条前腿和一条后腿被绊在一起。可以走着吃草,但不能走很远。

编马绊

马绊是用皮条拧出来的。一开始,我们以为,最好的马绊,做好以后,应该能直直地竖立着。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的马绊,给马戴上以后,马的蹊部,总会被磨出血。我们特别奇怪,拿我们做的马绊和老乡做的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后来,有一次,一个老牧主到我们包里来喝茶,他叫金巴。原来整个牧场都是他的。他一看我炕桌上的紫檀木算盘,就说:“这是我的。”

我心说,这个还乡团,还记着呢!但是牧民们都说,所有牧民的活技,手艺最高的就是这个老金巴。我们对老金巴说:“给你酒喝,你帮我们做一个马绊。”他说:“什么酒?”我们说:“北京二锅头。”草原上的人喝不到这么纯的高度酒,他们喝的都是破薯干酒。他尝了尝:“嗯,好酒!”喝完了,说:“皮条呢?”拿过皮条,往脚上一缠,然后就“欻、欻……”往手上吐两口唾沫,根本不让人帮就干起来。我们做的时候,还得一个人拽着皮条,另一个人用刀。他干起来就像耍杂戏一样,手在飞快动着。一会儿,一个马绊子做出来了。猛一看,他做的和我们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就问他:“你做的马绊和我们做的马绊,到底有什么区别?他说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我做的嘛”。但是特别怪,用他的马绊,马蹊就是不出血。后来,我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对照,就发现,他的马绊和马腿接触的部位,皮条割得要比我们的窄两毫米。细微之差,就差在这两毫米上!你知道吗?这就是文化。

更奇妙的是,我们把马绊涂上油,挂在杆子上,老乡们进来喝茶,抬眼看到这个马绊,就说:“这是金巴做的吧?”一眼就看出来了。同样一个马绊,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金巴做的。他从哪儿看出来的?人家做的就显得高贵、不凡,真让人暗暗称奇。他做的器具是有一种人的气度在其中的,你不能不服气。

他进知青蒙古包都是小心翼翼的。他认为你是汉族,又是北京来的,偶尔看到你这儿没什么人,他才进来喝茶。我们也没有想问他过去的事情,只是想把他的手艺偷下来。让他做马嚼子、绊子,我们看着他怎么做,拿他的做样本和我们的比较,哪儿粗,哪儿打结扣;特别是马绊子前腿分岔处,到底分多少?一把,还是一把半?我们原来没有把握。金巴一来,一按他的做,就弄清楚了。草原的牧主和内地的地主不同,牧主都是劳动能手。因为他有生产资料,劳动技能他们最全。连个牲口毛都没有的,就是二流子。当然“地主”也是被执政党扭曲的概念,很多地主富农也都是劳动能手。

另外那里有一个汗贝喇嘛,也是一个大牧主,阿巴嘎旗原来就叫汗贝庙。汗贝喇嘛一看就雍容华贵,气质不凡。草原上原来的精壮汉子,身高马大、漂亮的都要去当喇嘛,而喇嘛不能成婚,导致人种退化,剩下的都是歪瓜劣枣。共产党来了让喇嘛都还俗,延缓了种族上的危机。原来蒙古族是多么剽悍的民族!后来不行了。

还比如套马。如果让汉族人去套,就比较功利。冲上去,把杆上的套一扬,套在马脖子上,往后一坐,杆子往后一抻,就算是套住了。但是蒙古人不然,他们一定要在飞跑追逐当中甩出最漂亮的弧度来。杆上有一米多长的绳,套马时,一定让绳套兜起来,再往前一送,让它整好套在马嘴上,再一抖,让绳套正好兜在马咽喉处。这才是最漂亮的套马。而且不能用两只手。即使撒了杆子,全场也是一片喝彩。

他们的摔跤也令人神迷。我们分场的伦德格曾代表内蒙到外蒙参加比赛。他身高一米八几。他讲起当年他的摔跤,听得我们目眩神迷。

伦德格将近40岁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摔了。这时东乌旗来了一个摔跤手,叫乃登。乃登曾经作为后备苗子选到国家摔跤队,得过全国轻量级冠军。但是他无法忍受城市生活,就跑回到草原。他这个全国冠军摔那达慕还不是小菜一碟?内蒙各地开那达慕大会时,他就戴上十几个马笼头拴在马鞍子上,到处参加比赛。每到一处,肯定拿冠军,奖品是一匹二岁公马。那时,那达慕大会上,经常看着他骑着一匹马,牵着一溜二岁马,咵、咵、咵地过来了,都是他的奖品。1963年,查干诺尔公社(牧场附近)那达慕会期间,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他知道伦德格的厉害:一腿扫过来一般人都得横着出去。我们那儿一个老复员军人叫嘎拉登,是伦德格的助手。他一看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就是已经赢了五个那达慕,摔倒了天下英雄,吓得把马笼头揣到怀里。一个那达慕大会,512个摔跤手,他一路下来要摔倒多少人啊?我问伦德格,你赢了还是输了?他说,你猜。我说,如果纯凭技术,你赢不了他。他说:“对!我是赢在经验上。”他就给我们讲了那次摔跤的经过。那次就是他们俩决冠亚军。

他说乃登也很小心,两个人互相架住以后,以一只脚为轴心,另一只脚慢慢挪动,找对方的破绽,谁也不敢出第一脚。真正的摔跤高手是要借力打力的,永不先出招儿。你一旦先出招,他就会四两拨千斤。伦德格这种传统的摔跤手更是这样,从不主动出招儿。他们开始就是慢慢地走,走了十几分钟,两人都没敢出脚使绊儿。全场屏心静气,都不敢出声。伦德格说,走着走着我看到旁边有一粒豆子大的小石头。我不动声色,继续往那边挪。蒙古摔跤手的靴是平底的,等看到乃登一只脚整好踩在那个小石头上,我“啪”的一脚,闪电般地打过去,乃登脚下一滑,单腿一个膝盖沾了地。他输了!听得我们惊心动魄。

这种文化是让我们折服的。平时,我们体会不到那么细致的东西。后来,每次那达慕会上伦德格是当然的裁判长。有一年让伦德格表演,乃登已经是超级冠军了,他的摔跤服上有80颗银钉,他把自己的摔跤服捧到伦德格面前,意思是,只有伦德格才配穿这套服装。这一切,我们都很欣赏,感到崇高,有一种荣誉感!这就是让我们感动,没让我们绝望的草原。

有一次,我到场部开会,路过一家浩特,连马都没有下,开玩笑地说:“今晚我在你们家吃饭!”结果牧场的会一直开到夜里,我黑灯瞎火地往回赶。一下马,一进那家门,锅上正在咕嘟咕嘟蒸着包子。我路过他们家时,他们家的面条已经切好,要下锅了。一听我说要到他们家吃饭,面条不吃了,当即杀羊。切肉丁,包包子。包子包好了,一家人都不吃,等着大同来。我一进门,就拿酒。这时,你会感到这地方值得呆。他们生怕我走了。即使后来我走不了,也不会绝望。

他们的生活态度是完全听天命的。没有任何追求。我就这样活着,祖辈让我这样活着。除非你给了他新的刺激和引诱。那年,我把对我们最好的牧民老乡老戴请到了北京。我说,老戴你这辈子洗过澡吗?他说没有。我说到北京愿意洗澡吗?他说:“洗,洗。”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我们在东单的一家比较高档的清华池要了单间。单间外面有床,里面有淋浴,也有澡盆。五角钱。老头一进到大屋里,看到大池子里一池赤条条的人,就傻了。他哪见过这阵势?吓得跌跌撞撞的。我说别紧张,咱们是单间。脱了衣报,胳膊肘上黑嘎贝儿厚厚的,我帮他用丝瓜瓤搓啊,搓啊!所有内衣都让澡堂洗干净熨烫后再拿来,消灭虱子。一辈子没有洗过澡的人洗完以后,舒服死了,红光满面的。

我们带内蒙老乡到故宫、长城、颐和园,所有名胜都去了。连自然博物馆都去了,大开眼界。在草原上,蒙古包门都向东南,一到北京他就晕了,不辨方向,到处都是窗户。有一次在王府井,差点把他丢了。我们还给他专门制作了一个大相册让他带回去,上百张照片呀。据说,老头讲了一年,相册上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实际上,到后来我们已经不认为我们是知青了,而是汉文化的使者。在和蒙古文化较量了一番后,双方握手言和。文化是平等的。你有你永远胜出的地方,我也有我永远胜出的地方。总之,在草原,我们过得还是比较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气质。

在很大程度上,这段生活决定了我们以后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熬得住,不怕孤独和寂寞。这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李大同,祖籍陕西,1952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原《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文革前为北京第26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因对当时的运动不理解提出十个问题,被列入团中央的《内参》上报。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帮”子弟独自前往内蒙插队。在10年的插队期间,蒙语一流,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爱。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后任驻内蒙古记者,学校教育部、科学部主任、高级记者。1995年在报内创立《冰点》时评栏目,翌年起成为报内之品牌栏目。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后遭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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