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居之三——燕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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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居之三——燕东园

燕东园是我居住的第三个地方。网上资料说:

燕东园在北京大学校园东边,本是燕京大学所建,1952年院系调整后,燕大的各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等大学,燕东园归属于北大。现在,燕东园面积8.8公顷,是北京大学教职员工的宿舍区,除19座公寓楼房外,还有12座老燕东园留存下的小洋楼(现在被拆改的大概是12座小楼了,当年绝对不止这个数,大概在十五六座——老邮差注)。值得人们留连的还是那一座座有许多故事的小楼。

    燕东园与燕南园一样,其最早的出现要追溯至民国初期。据网上资料显示,1919年前后,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了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后合并成立了燕京大学,聘任美国著名教授司徒雷登担任校长。1925年,燕京大学迁入北京西郊新址,便是今天的“燕园”。此后,为创造方便的教学条件,燕大校方又大力兴建燕南园和东门外的燕东园,建成了独立的教职员宿舍区。   

    燕东园内那灰砖小洋楼在建筑上多采取的是美国城郊别墅的模式:庭院宽敞,花木繁茂。在房屋建设上也是精益求精:红松的门扇窗框,黄铜的门把手,打蜡地板,典雅的壁炉,就连卫生间里的冷、热水也分路供应,每座住宅还有独立的锅炉房以供冬季取暖。

    在燕大时期,一些在任的著名学者,如胡适、顾颉刚、郑振铎、张东荪、陆志韦、容庚、洪煨莲、刘廷芳、赵紫宸、许地山等人,大多都曾在燕东园居住过。

    而在北大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赵乃抟(18971986年)、著名英语教授俞大絪(19061966年)、著名哲学家洪谦(19091992年)、著名生理学家,教育家赵以炳(19091987年)、著名植物形态学家,教育家张景钺(18951975),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年)都曾在燕东园生活过。

    听着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师的名字,你不由得想在燕东园的庭院之间徜徉,在那些花木间流连。我想,步着大同的足迹,一定会有更多的大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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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翻修过的了,二楼左边的两个窗户是我当年的卧室。

 

我的故居之三——燕东园

文革开始的那年,我12岁,上小学5年级。父亲成了走资派,红卫兵一拨一拨到家里来,家被抄了,门被封了,到了第二年命令我们搬家,搬到燕东园39号。

燕东园位于北大校园东门外不到一公里,也是与燕南园一样的十几栋西式小楼,翦伯赞、游国恩等老先生一直居住在这里。新家这栋小楼二层是4间房,两家合住,邻居是严文明。三层是阁楼,冬冷夏热,只能存放杂物。父亲被住到学校的黑帮大院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生活到也简单。

燕东园生活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有了一帮小伙伴,说来几乎都是黑帮狗崽子。大家的家境都差不多,因此也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从他们那里借读了很多书。过去我家里大多是中国古典名著,而在这个新环境中接触了更多的世界名著。儒勒凡尔纳全集读得津津有味,福尔摩斯探案集看得废寝忘食,雨果、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名著翻得似懂非懂,很多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还有好多反特故事都是这时期读的。那时候,这些书都属于“坏书”,只能偷着借来读,往往约定只借两天。于是拿回书来就彻夜通读,然后再还回去换下一本。

燕东园的中心也有一片挺大的草地。每天傍晚,我们一大群孩子就在那里踢足球,大呼小叫好不热闹。我在这圈子里算年龄小的,他们大多是老三届,其中球技最好的是洪元硕,后来他进了专业队,再后来他当了北京国安主教练,拿了全国冠军。那时学校还是去的,但学的东西很少,没有作业,每天回来就聚集到燕东园中心的草地上踢球。放两堆衣服当球门,十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就在那里疯跑,一直踢到四脖子汗流,一直踢到太阳落山。他们嫌我个头矮身体弱跑得慢球技差,让我守门,结果那次我被他们连球带人一块踢进了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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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绿草茵茵的地方如今现代化了。

 

后来,父亲得到了“解放”,全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那时社会上很乱,父亲怕我们出去惹事,带着我们兄弟俩在家里活动,一是下围棋,一是装半导体收音机。那时,父亲给我们讲棋,打谱,我的一点围棋基础都是那时学的,主要是吴清源的一套棋谱,有《黑布局》、《白布局》、《星定式》、《中盘战术死活与收官》、《对局精解》等。我脑子实在不会算棋,只是觉得围棋的棋理非常有益。弟弟的棋力长进很快,后来已经能与父亲从让4子到不让子。有时父亲要输了,于是就要掀棋盘,父子俩你抓我挠闹得不亦乐乎。

父亲教我们装半导体收音机,他买来一些基本的元器件,给我们画线路图,讲基本原理,带着我们用电烙铁、焊锡、松香,一个一个的焊接电阻、电容、晶体管。从这里初学了一点点无线电知识,电磁电极、电压、电流、欧姆定律。然后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的商店去找想要的元器件,听说大北窑那边有个商店有三极管卖,从北大到大北窑是东西横穿北京城,骑车单程两个小时,到那里一看啥也没有。装了一年多的半导体收音机,从单管到4管,装了拆,拆了装,总共花了上百元,当时已经是不小的花销了。但是我笨,装好了真能听到响儿的没几回。多数都是焊完最后一根导线、最后一个元件,打开电源,竖起耳朵,旋转可变电容器的扭,除了滋滋啦啦的杂音,它就是不说话。手忙脚乱地检查多少遍,它还是不出声,气死个人儿!偶尔一次真的响了,能听好几个台呢,有唱样板戏的,有批走资派的,有赞红太阳的。听得我手舞足蹈,把房间门和窗户都打开,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让楼上楼下街坊四邻都听到,我的收音机终于——响啦!若干年后,父亲说到这个事:当时主要是考虑怕小孩子没事干学坏,所以让你们做半导体收音机,没打算真让你能装成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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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秋后,北大安排父亲去了陕西汉中653分校,弟弟跟随父亲走了。母亲去了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我自己留在北京,这段时间我们一家人都靠书信联系,每个星期一封信,那是必须的。北大把我们这样一大批独自留守北京的孩子集中安排到南门里的25号楼集体宿舍,于是我第一次经历了令我新奇的集体生活。

燕东园39号的老房子就封门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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