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居之六——石油大院工字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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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居之六——石油大院工字楼(下)

我的故居之六——石油大院工字楼(下)

住集体宿舍的故事特别多,就再继续一篇。

在工字楼里也搬过好几次屋子,一开始是我们班组的同事一起住,陈田青和付家祥。1976年7月22日凌晨,我被极其剧烈的晃动摇醒了,是晃动不是震动。好像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在拼命地摇晃我的床。同屋的都醒了,剧烈的晃动停止了。小付拉开灯我们面面相觑,地震了?忽然,停电了。四周漆黑一片,听得楼道里杂乱的脚步声和呼喊声。我问:咱们怎么着?小陈说:没事了,继续睡!于是我们仨倒头又睡了。由于当时信息条件,直到中午才得到确切的消息是唐山大地震。我们开始了一个多月的抗震生活,全体都搬到户外住抗震棚。第一天傍晚,发生了最大的一次余震,我们正在青年园的球场上整理东西,忽然感觉天摇地动、天旋地转,我看着周围的人、树、楼跟着一起动,好像是站在诺亚方舟上的感觉。当时只觉得很恐怖,也觉得很刺激。晚上,抗震棚还没有完全搭好,大暴雨,只能钻在塑料布下在雨里淋着。雨过之后,满地泥泞。没有床,坐在板凳上就睡着了。工厂还是有实力,第二天,像搭脚手架一样的,一排排抗震棚就搭起来了,我们又开始了住大通铺的生活,每天晚上伴着星星月亮打牌聊天讲鬼的故事,一直到后半夜。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个月。

那时,经常要做各种大批判专栏,要画各种报头,就是大幅的宣传画。而这事通常都是我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来做,于是工厂特地在宿舍楼给我一间房子画画。工厂里原有两个擅长画画的师傅都调走了,整个厂子包括后来我调到院里,画画就是我这一把刷子了。单位同意我在北京市工人文化宫的美术班学油画,每周一天。周末我自己去海淀区少年宫学画。于是晚上在我的画室里经常约了年轻的同事来给我当模特画肖像。画室里一面墙贴的是大幅宣传画,经常换。各种神态的毛主席像已经画得很到位了。另一面墙贴满了16开纸的人物肖像,同事们进来指指点点,这是张三,那是李四……那段时间我学绘画还算比较正规,水平猛涨了一大截,人像写生、石膏素描、静物色彩都达到不错的程度。集体宿舍里使用灯泡的瓦数是有规定的,只有我的画室不受限制,两支300瓦大灯泡把屋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画室里确实比较脏乱差,满墙都是涂抹的颜料,地上很多烂纸,画具摊得到处都是,两个月大扫除一次吧。

我在工字楼里陆续搬过五六次宿舍。我的工作从车间调到厂工会,宿舍也调了跟王晓翔在一起。晓翔后来调走了,再后来当了特别大的大官儿。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就跟李维民住一个宿舍了,我们俩是多年的羽毛球双打搭档,每天早晨一起去打球,运动量很大。回来不吃早饭就继续去上班了,也没觉得怎么饿,毕竟还是年轻。那时我们俩都在外面上业大,我读文科中文专业,他读工科自动化专业。晚上在宿舍里分头做自己的作业,他趴在桌前抓耳挠腮地做题,我躺在床上悠闲地看小说。他歪过头来对我说:都是读书做作业,咱俩这差别咋这么大?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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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后来,我结婚也是住在工字楼的一间集体宿舍。我们俩把自己宿舍的东西都搬到分配给的一间宿舍房间,然后就旅游去了,回来就起火做饭过日子了,就这么简单。只有一间房,什么都在这15平米的地方转圈,杂物往床底下塞。当年厂子里挖防空洞,挖出一个墓,我曾经保留了一个真人的头骨,非常完整。结婚后那头骨也塞在床底下,夫人嫌不吉利,背着我悄悄给扔了。我知道已经晚了找不回来了,懊悔到现在。随着厂子里青年人陆续成家,集体宿舍慢慢变成了家属楼。筒子楼的楼道特别长,最热闹的就是下班后的傍晚时光,各家都开着门,家里家外一览无余。那时每家都在楼道里做饭,谁家今天吃啥,满楼道都知道,相互交流厨艺真热闹。谁家两口子闹别扭,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帮着劝解。谁家大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满楼道都嚷嚷帮忙。厂子里的各种小道消息就在这时广为传播,那种感觉真有过去老北京大杂院的味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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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丫丫也是在工字楼度过人生的最初阶段的,丫丫在医院出生三天,就直接回到我们工字楼的宿舍。丫丫在这里学会了走路和说话,度过了1岁生日。到丫丫1岁半的时候,我们分配到了家属楼一室一厅,我们终于有自己真正的家了。1988年,我们搬到了大院28号楼703。以后又搬到308,是5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再后来,丫丫也大了,住不开了,2001年我们就在上地买了商品房,2008年又在石油大院内分配售购买了现在的三室两厅118平米的房子。生活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了。后面的事情似乎少了那些故事的乐趣,不写了吧,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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