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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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武侠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都很热,但是我却没有多大兴趣,武侠电影还能看几眼,而武侠小说却看不下去,曾经捏着鼻子强迫自己读武侠小说,却还是半途而废。好像不仅是我自己,在我们中文专业的同学中大家都对武侠文学没兴趣,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转帖,转自: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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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近日,根据古龙原著小说《萧十一郎》改编的电视剧《新萧十一郎》迎来热播。一部经典武侠小说,2002年首次被拍成电视剧,14年后,再次被翻拍。是什么让中国人的武侠情结始终如一?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中国人崇拜武侠闻名于世,不仅武侠书报畅销海内外,武侠背景的功夫电影更打入了世界电影之都好莱坞。要理解中国人何以偏爱武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还须从江湖说起。没有江湖化,便没有武侠崇拜。

有一种浅显的解释,说武侠是中国文化的英雄。此言差矣,武侠只是枭雄,不是英雄。英雄何指?譬如孙武、吴起、霍去病、卫青、岳飞、戚继光、文天祥、林则徐,他们是拿俸禄的。这很关键,拿俸禄说明身处合法正统体制内,维护正式规则,这是非江湖与江湖的界限,是第一个要点。枭雄是谁?是宋江、晁盖、韦小宝、黄金荣、杜月笙、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没人发饷,没朝廷出粮,靠自己去打砸抢,去巧取豪夺。这也很重要,是第二个要点,是靠抢,靠制造社会不公,而不是靠劳动。实际上,文学传统早有默认分类,前者是英雄故事,后者是豪侠故事,自古各有流派,各有受众。英雄不打家劫舍,豪侠离不了打家劫舍。至于“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辞,仿佛混淆英雄与枭雄的界限,其实不然,它只说明枭雄和英雄是可转换的,并无绝对界限。枭雄放弃打家劫舍,皈依合法正统,或者创建正式规则,便是王侯,可自称英雄。得了正统,即可收租派税,谁还打家劫舍?譬如刘邦、朱元璋等。

还有一种解释,说国人崇拜武侠是对暴力的崇尚,是顶礼膜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虽沾点边,却不靠谱。论暴力革命,秦始皇、李世民、成吉思汗都是领袖,但这三人与武侠毫无关涉,从未有好事者将之划入武侠。他们是英雄而不是枭雄,是创立政治制度的政治家,而不是体制外的江湖豪侠。

武侠的文化母体是江湖。武侠首先是“侠”,其次是“武”,合而为一为拥有武功的侠客。侠,即是游离体制外的实力人物。武侠是江湖英雄,是江湖文化语境崇拜的偶像,其崇拜者遍及大众。这大众,狭义上是道上喽啰;广义上是被江湖化的普罗大众,是有江湖气的百姓。

拳脚功夫加上义气,是立足江湖的两样法宝。一般说江湖分三教九流,下下等是那些食不果腹、风餐露宿的流浪汉,上上等是混得有模有样、悠游自在的武侠,专以仗义行侠名义打家劫舍。武侠崇拜是泛江湖子民对江湖豪侠的崇拜,是下下等对上上等的羡慕,这是武侠崇拜的由来。

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武侠故事给予深陷江湖氤氲的小人物,一个做白日梦的机会,使其从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升华。梦境与现实的江湖互为表里,同属一个精神体系。江湖化越深,就越崇拜武侠,武侠故事就越流行。武侠文化流行与社会江湖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清朝比明朝流行,民国比清朝流行,“文化大革命”后比“文化大革命”前流行,两相比较便彰显了体制管理真空与武侠文化盛行的渊源。只要正式规则松懈,非正式规则就泛滥;只要非正式规则泛滥,武侠故事就繁荣昌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此呈现负相关。

当然,武侠写家并非都属泛滥货色,也有高明先生,境界直逼思想大师。此非戏言,许多中文系教授不屑于武侠小说,笔者不能苟同。华罗庚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童话,往褒义说确系如此,背后蕴含精深的道理。譬如,对揭露中国近代史上江湖颠覆儒教制度这一黑幕,凸显两千年来的空前制度危机,当数金庸的《鹿鼎记》最一针见血。金庸小说《鹿鼎记》所含思想之敏锐,直逼鲁迅《狂人日记》。笔者时常讶异,反思近代国难的文字可谓浩若烟海,居然是金庸小说率先揭示了近代中国的江湖性颠覆的事实:即“古典性”的终结,“江湖性”的发端,现代性的薄弱,使中国沦为一个江湖国家。《鹿鼎记》的过人之处,是以主人公韦小宝这样一个流氓飞黄腾达的命运描写,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轨道的不公正,以及江湖化的真相。江湖颠覆正统体制,使整个社会变得荒诞。韦小宝,乃是扬州一个江湖混混、一个妓女私生子,暗合民间咒语“婊子养的”。正经学问不学,仁义道德不顾;只学讲义气,擅钻营,心狠手辣,入皇宫假扮太监,逐步得到康熙的宠信;再入天地会,当上了青木堂香主,从此黑白两道均平步青云。韦小宝的故事结局圆满,晚年过得很是滋润,携七位大小老婆躲往云南,偏安一隅享清福了。

韦小宝这一人物设置,在文学技巧上是对近代中华文明的暗喻和反讽,讲义气、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反而飞黄腾达,美女如云,令人艳羡。它反映了一种高度江湖化的社会伦理和价值结构,只不过普通中国人浑然不觉,“润物细无声”地嵌入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韦小宝的故事揭示了近代秩序江湖化这一事实,江湖秩序颠覆了儒教体系,导致了一系列伦理价值观念的颠倒,产生了“老实人吃亏”“坏人占便宜”的制度悖论。

《鹿鼎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反讽“坏人如何飞黄腾达”。金庸精细地设计了一个人物,处处与儒家准则对着干——“婊子养的”杂种,“有奶便是娘”的混混,一反“温良恭俭让”的心狠手辣,却赢得了人生的成功。这一内含辛辣的反讽,至今尚有诠释的生命力。譬如单位里有人嫖妓被“扫黄”归案,办公室沸扬之间,有同事不但不指责其下流无耻,反倒笑他笨蛋、不长心眼儿,以显示自己更无耻、更聪明,更“韦小宝”。某日,一位官员被“双规”,谴责之声倒不闻,嘲笑之声不绝于耳:太笨了,还敢做局长?

一部《鹿鼎记》,概括了明清以来价值观的江湖本性:笑贫不笑娼,笑笨不笑腐;老实不如奸诈,劳动不如混世。

本文摘自《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于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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