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0多“北京大院”如何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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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多“北京大院”如何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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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多“北京大院”如何建起来的



最近没有什么什么比“拆院墙”更能让人惊讶当世之稀奇了。而在这一片争议中,“北京大院”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在北京,“大院”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指名词,尽管今天,横亘在大院内外的那堵“心墙”正在为资本之风吹得飘渺虚浮,但是当年,“大院”曾是在北京成为首都之后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有人把它看得神秘,有人把它看得尊贵。


回溯历史,当北京的城墙一点一点倒塌的时候,大院的院墙却从占据北京的王府和胡同到蚕食北京的田野土地,逐步建立起来,最终形成了另一种风景,与红墙里的紫禁城遥相呼应——根本上,它重新分配了北京人的居住格局——从城墙内外,变成了院墙内外。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内容出自《从胡同北平到大院北京》这篇文章,告诉您当年北京大院是如何兴建起来的。

 

萧婷在《从胡同北平到大院北京》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央各部委正值草创时期。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大事,便是解决办公和职工居住地点的问题。很快,一些大部委在狭小的内城里,选中了心仪的办公场所。国务院机关占了礼王府、全国政协占了顺承郡王府、卫生部占了醇王府、解放军机关占了庆王府……”


但是这个城市里,王府总是占少数的。它们无法满足机关单位的办公和职工居住,而北京城墙以外那广袤的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近郊区,则成为了更多机关单位的选择。《从胡同北平到大院北京》一文中说,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近郊一时间形成了“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就跑马占地”的状态。


萧婷引用了王军在《城记》中的一个例子:一位部队首长来到北京市副市长薛子正的办公室,质问一名工作人员:“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作为属地管理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只能要多大地块,就给多大地块”。


当时,北京的机关大院是这样从城里到乡下扩散的:沿长安街一线建起了外贸部、煤炭部、纺织部;复兴门三里河一带则聚集了第一、第二机械部、财政部和国家计委等;由此往西的公主坟至西山一带,则分布着解放军总后勤部、海军、空军、通讯兵、铁道兵等军队首脑机关;城北的学院路(当时不叫学院路)一带则聚集着以八大院校为代表的科研、文教大院。


萧婷这样写道:“占据了北京最有地理环境的则当属景山后面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地安门大院,今天去景山公园,仍可以在公园北墙外看到把守着马路东西两侧的大屋顶建筑——这座大院今天依然那么显眼。在沙滩后街,有中宣部和文化部大院,府右街南口有统战部大院,那都是位置最好的大院之一。”


这些大院的建设基本属于“大院围墙一封,院里的布局、设计、施工都有各单位自己解决。各大院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渐渐地把北京割裂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团体。”


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引起相关专家的担忧。梁思成,曾经力主反对拆除北京城墙的这位建筑专家,早在19499月就致信当时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就一些单位没有经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同意就私自建房的情况,提出“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1953年,北京在城市整体规划中提出了“六个统一”的原则,即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并指出,“六个统一”中最关键的是“统一建设”,建议除了国防、工业及其他特殊建筑外,所有住宅、办公楼、科研单位、学校都应当把投资交给北京市统一安排。


显而易见的,北京市的这种设想最终成为了幻想。


196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各单位分别进行建设,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成一条完成的好的街道。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协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但李富春的报告,其实际效果又如何呢?老城墙拆了。但是大大小小的大院围墙又建立起来了。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两万五千多个。


与今天商业化的封闭小区不同的是,它们是国家掏钱建的,并非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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