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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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贼的战场

这篇文字很长,我花了挺长时间读下来,挺有意思的。

过去我们总是给历史人物贴标签,分成好人坏人。其实人哪有那么单一。

过去我们总是给历史事件下结论,分成好事坏事。其实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对历史,对人物,我们总是听一面之词。我觉得其实可以各方信息都听一听,但缄口不言为好,以免授人以柄,惹祸上身。

将原文转贴,文中一些错字也懒得改了。


转贴,原作:蒋祖权说历史


卖国贼的战场

【罗辑思维文字版】卖国贼的战场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今天我们跟大伙要聊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片段当中的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侧面,那这个片段是啥呢,就是五四运动。1919年的5月4号这一天,一帮北大学生冲出了校园,喊出了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火烧了赵家楼,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那这个历史事件通常我们接受的那个版本,是这么描述的,它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1918年的事情,然后紧接着呢,就开巴黎和会,列强在巴黎开会,决定战后的全世界的政治格局的安排,那中国作为战胜国,我们当时也是协约国的一份子,自然要参会。


可是万恶的列强欺我中华无人,居然要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那些权益,包括胶州湾的一些权益,包括对青岛的占领,不还给中国人,还给谁啊?还给中国人的世仇日本人,那我们能干吗,所以消息传回国内,爱国学生就很激动啊,当大家听到,万恶的北洋军阀政府居然要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的时候,于是群情愤慨,就引发了五四运动,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通常的版本。

     

但是熟悉《罗辑思维》的朋友都知道,任何历史事件当你把镜头一旦推近的时候,当你看到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我的1919》,其中著名的陈道明先生扮演顾维钧,当时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一个著名的外交官,他在会谈的现场就说出了这样一段台词,说我们中国人不能没有山东,就像你们西方人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一样。


喔吆,这个句子,真的是让人好感动,你想,山东是什么地方,是孔圣人出生的地方,是中国人的圣地,怎么能让异族占领呢,就像你们西方人,也不能看到耶路撒冷沦落到异族手里是一样的吧?据说这句话在第二天传扬了整个巴黎的新闻界,到处有人给中国人竖大拇指,外交官好样的。


但是我们本期节目的策划人刘学先生,翻看了大量的书籍和档案之后,他告诉我,说顾维钧当时在现场没说这句话,那为啥呢,当时的会议记录上面没有这句话啊。所以你看,很多历史都被我们用情绪和标签这两个人的天然的功能,把它给定格在那儿,而一旦定格之后,未必就是对的。


今天我们就花一整期节目的时间跟你聊一聊巴黎和会到底上演了什么,我们的注意点尤其集中在那些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扔在历史的狗屎堆里的那些中国的卖国贼们,在整个这件事情当中,他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就要回到一个问题,啥叫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是怎么来的,简单回溯一下历史,1898年,德国借口什么一个传教士在山东被杀,然后就强占了胶州湾,然后呢,就把青岛当做自己的殖民地,青岛的命名是1899年的事情。但是十几年过去之后,到了1914年,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打了嘛,德国跟协约国就开始开干,那这个时候日本就顺势向德国宣战,说我们跟德国开战,日本跟德国,那离得多远啊,要打德国人怎么打,就打在山东的德国人,所以英日联军就在山东登陆,这是1914年的9月份,9月初,大概9月2号就开始登陆,当时1914年。


大家想,中国谁执政啊,袁世凯袁大总统啊,袁世凯一想,你们两个流氓打架,我可以不管,不参与,但问题是,你跑到我家里来打啊,我家里也有瓶瓶罐罐,花花草草,万一打翻了算谁的呢,我们中国可是中立国,我这个时候可没参战啊,所以我可以严守叫武装中立的姿态,啥叫武装中立啊,就是在我家里,谁先动手,我不管你跟谁动手,只要你先动手,我就跟你动手。


所以袁世凯就问山东督军靳云鹏,说如果跟日本人干起来了,你估计能守几天,靳云鹏算了算日子说,7天。那袁世凯接着问啊,那7天之后呢,靳云鹏说,我听你袁大总统的啊,说白了就是打不了嘛,国家太弱。所以袁世凯只好采取了第二个中立的姿势,不是武装中立了,叫什么,划定行军区,就是把整个山东半岛的东部,划给行军区,我眼睛一闭,全当没看见,只要你在这个区域里,你爱打打去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后来日本人果然就把德国人给撵走了,就替代了德国人在山东的那个地位。


但问题是,这是一个战争时期的一个非常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打了四年,从1914到1918,其间发生了很多变局,这四年的一个悬案,你想在中国,袁世凯1916年都死了嘛,然后是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的政府,对吧,所以这当中就出现了很多变数,好,我们先把山东问题先搁在这儿,我们先看看那个时候的北洋军阀政府,到底是一副什么摸样。


在历史教科书当中,我们得到的概念都是,一帮酒囊饭袋,打仗打不过外国人,老会欺负中国人,天天打内战,是这么一帮人,你如果说内政,民国初年特别糟糕,这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外交上,要知道,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屡有斩获的,至少不像我们历史教科书里描述的那样,既无能又无识,还无谋。


我们就从无能,无识,无谋这三点来看,先说无能的问题,其实民国政府刚开始是挽回了很多利权的,比如说西藏,当时英国人有一个图谋,在所谓的西姆拉会议上,当时想划一条麦克马洪线,那袁世凯就用非常高超的外交技巧,把他这个动议给驳回了,这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再比如说著名的二十一条,日本人一看,西方人列强都在欧洲打成一团,无力东顾,那这个时候我就逮着中国,对吧,就猛欺负呗,所以就对袁世凯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虽然我们现在都在讲,袁世凯最后还答应了二十一条,也签字了,但是袁世凯答应的二十一条和日本人原先提出来的那个足以让中国人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袁世凯用他的智慧,用当时中国人所能用尽的,穷尽的一切外交手段为中国争得了巨大的外交权益。


这个从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日本方面的史料,当时二十一条签完了之后,日本外相叫加藤高明,辞职了,引咎辞职,为什么,交涉结果不如预期嘛,所以在日本的政界看来,这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所以后来日本人就特别恨袁世凯,这当然不是说替袁世凯翻案,袁世凯后来称帝的时候,日本人是反对的最激烈的。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小凤仙的干老公叫蔡锷,蔡锷是啊,反对袁世凯,这好像都是历史的大英雄,可是你知道,蔡锷的军费是谁给的吗,日本人给的,日本人恨袁世凯入骨,所以袁世凯在临死的时候,就在自己的遗书里面为自己的死下了一个定义,叫,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所以这样的人,你能说他在外交上是无能之辈吗?不能这么说吧。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叫无识。啥叫识啊,就是能够抓住历史的那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做出敏捷的反应和行动,在这方面,北洋政府做得也是不错的,就在我们今天讲述的这个故事的后面。1919年,大家知道那一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抓住了这个历史机会,组织了一支远征军,由当时的段祺瑞的左膀右臂,叫徐树铮的人,这个人我们以前节目也提到过,长途奔袭外蒙古,恢复了对外蒙古的统治,而且把已经被沙皇俄国侵占了很多年的唐努乌梁海收纳回版图,那可是十七万平方公里。所以到那个时候为止,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之后,它的版图达到最大,所以你能说他在外交上没有见识吗?


我们再来看无谋,北洋政府也是人精,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长途奔袭外蒙古的那支军队,那个军费谁出的,日本人出的,你相信吗?当时段祺瑞就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个叫西原大借款,西原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就借给中国,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这是很大一笔钱,那为啥要借呢,站在日本人那边说呢,说二十一条实在跟中国把邦交搞得非常不好,稍微缓和一下,然后借了中国这笔钱。


而段祺瑞算的账是什么呢,我拿啥给你抵押借这笔钱呢,我就拿你侵占的山东的什么铁路,车站,码头,这些利权我抵押给你,借这笔钱,反正这块肉也叼在你嘴里,我还不如先换点银子花一花。然后这个银子花在兜里之后呢,一方面组织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收回外蒙古的军费,就从这西原大借款里出的。你可能会说,这不还是丧权辱国吗,借日本人钱,这笔钱后来没还,包括后来1925年到1927年那个南方的革命政府,因为北伐成功了,就说北洋政府欠的债,我们就都不还了。


那你说如果段祺瑞还在,他会还吗,现在已经有清楚的史料表明,我们本期节目的策划人刘学先生告诉我,段祺瑞也没打算还,在一个当时的回忆录当中,段祺瑞亲口跟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讲的,说我从来就没打算还过这笔钱,因为用的就是日本人嘴里叼的肉换的钱,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后来日本兴业银行,这是日本当时的大银行,因为中国人不还钱,差点破产。所以当时也是在日本的媒体,新闻界,他们也认为这是丧权辱国的一次非常愚蠢的借款条约,所以你不能说他无谋吧。

 

好,我们在这儿不去夸奖北洋政府多牛多牛了,那个没有意义,我们就来看山东问题,北洋政府的处理方式,那既然这块肉已经叼在日本人嘴里,那咋办呢,我们肯定是要谋夺,把它收回啊,所以现在很多历史上都讲,说北洋政府在参加巴黎和会的时候毫无准备,这是地地道道的胡扯,不仅有准备,而且准备的非常早。


1914年,那边儿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这个时候中国的一批外交家已经开始坐下来认认真真的研究战后问题了,所以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还没参战,那个时候德国人和英法打的乌眼青,还没看出来谁胜谁败呢,但是中国人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的知道,或者说明确的在判断,协约国一定是胜利方,对吧?因为只有协约国胜利,山东才能拿得回来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中国人已经在准备巴黎和会了,提前了至少四年,现在据档案能够查出来的日子,是1914年的10月13号。


当时中国的外交总长叫陆徵(zheng)祥,这个时候他就被袁世凯紧急召回国内,主持了一个会议,去系统的研究中国在战后参加巴黎和会的问题,当然当时还不知道是巴黎和会,也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打几年,但是早下手做准备,这总没有错吧?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的四年间,中国人可没闲着,至少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在陆徵祥主持的这个会议的框架下,中国人系统的研究了国际法的大量先例和惯例,以在战后的会议上找到那个理据,为中国人争得更多的利权,这是大量的案头工作,这按下不表。


第二件事情,就是参战。其中主张的最坚定,最强烈的就是段祺瑞,袁世凯死了之后,虽然是段祺瑞执政,但是他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阻力也不小,比如说那个总统黎元洪,他就不同意,在此前我们有一期节目讲张勋复辟的时候,提到过这一段,另外还有谁不同意啊,广东的孙中山嘛。当时孙中山就说,反正我是地方政权,只要是跟你北洋军阀作对的事,那我都赞成,只要是你想干的事,我就都想法让你干不成,所以反对!反对!反对!


段祺瑞就在这么强大的反对声音下,一定坚持要参战,为啥,因为你如果作为一个中立国,战后人家老大们分赃,有你什么事,你只能站在旁边干看着;你只有参战,加入协约国,以后的巴黎和会,你才能够拿到一张值钱的门票,所以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派多少兵,但是派了一些华工,工人过去,但是好歹我们拿到了这张门票。


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联络美国。为啥要联络美国呢,两个原因,第一,他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在太平洋这个的一个领域,它将来肯定是由发言权,所以烧点冷灶,这总是没错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当时的总统威尔逊,威尔逊总统现在中国人已经不太熟悉了,但是你知道母亲节吧,每个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母亲节,就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创设的,可以说他是妈妈节的妈妈。


威尔逊总统是美国总统当中,至今为止唯一一个哲学博士,可见他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总统,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就提出来所谓十四点和平建议,这里面就充满了理想主义测色彩,包括提出创设国联,就是今天联合国的前身。


但是这个计划理想主义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提议,到最后美国国会不批准,所以美国反而没有参加国联,威尔逊还提出来,一定要让这个时代的公理战胜强权,你看,这句话由美国总统提出来,落在中国人的耳朵里,那真是如久旱逢甘霖一般,我们是弱小民族,我们就盼着有公理,所以中国人就特别想跟美国人联合,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让美国人撑咱们一把。


而站在美国人这一边儿呢,它也愿意跟中国人勾搭,为啥,它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它也想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有这么一个战略伙伴。而日本人明显不是人选,对吧,因为日本人想独霸这片地区,所以要挑选中国人,跳一曲在太平洋上的双人舞,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美国之间那各种暧昧,各种暗中勾搭,就开始了,这是中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的三种准备了。


到了1918年的时候,德国战败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消息传回国内,那当然是举国欢腾了,你想想看,多少年了,中国在国际大战当中没有打过胜仗,这好不容易跟胳膊粗的站在一起,打胜了一回,那当然是扬眉吐气了,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不管原来对参战是一个什么态度,现在都一律欢欣鼓舞,包括那个反对参战最激烈的南方革命政府,他们说不管原来我们是什么态度,现在都巴黎和会谈判,我们也得派代表,我们也得分一杯羹,当然他们也知道了,北洋政府是不会让他派代表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选举美国总统威尔逊当我们南方的代表,反正我们精神会餐一把,我们也过过瘾,这当然是个笑话了。


当时民间舆论就充满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当时的舆论甚至要求北洋政府的外交家们,到巴黎和会上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啊,把朝鲜要回来,越南要回来,琉球要回来,那钓鱼岛就跟别说了,什么台湾,香港,澳门,全部得回归祖国,当然对于职业外交家来说,就是北洋政府像陆徵祥那批人,他不会定这么不切实际的目标。当时政府定的目标是啥呢,把辛丑条约给废了,就是八国联军那个时候定的那个条约,那对中国主权的伤害真的是内伤,所以相对废辛丑条约而言,山东问题是一个次一级的问题。


所以当时中国的策略非常简单,一方面拉着日本人,说山东问题以后再说 ,你支持我废辛丑条约,另外一方面也拉着美国人,说我也联合你,能不能到巴黎和会上撑我这么一把,就定下来这么一个目标。好了,11月28号,北京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与此同时,北京所有机关公务员放假一天,然后内务部当时还给全国所有宗教组织,发了一封信,说你们应该选12月1号这一天,按照各自的宗教仪轨搞祈祷,所以你想,那一天可热闹了,全国的道士,和尚,喇嘛,神父,都在按照各自的宗教仪式搞祈祷。


就在这一片祈祷声音当中,一支队伍出发了,谁呢,就是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带领的到巴黎和会去谈判的代表团,从北京出发,这是12月1号。12月2号,陆徵祥代表团一行来到了沈阳,当天日本驻沈阳的领事馆就设宴款待他们一行,当然在宴会上,双方推杯换盏,谈的就特别好,真是好话说尽,说到了巴黎和会上,我们东方两个民族可要彼此提携扶助,你帮助我们实现废除辛丑条约的目标,山东问题我们就暂时不提好不好啊,双方已经达成了这样的一个默契。


但是在第二天,当陆徵祥代表团到达韩国的汉城,就是今天的首尔的时候,陆徵祥突然变卦,这也是近代中日外交史上的一个悬案,到底是为了什么,反正陆徵祥就称病了,说我病了,我谁也减不了了,原来准备到日本见一堆人,我谁都不见,能不能直接取消,我直接从日本的马关换船,就直接够奔美国去也。当时中国驻日公使叫章宗祥,就气疯了,说这一段时间我做了大量的工作,给你安排了那些会见,包括觐见日本天皇,包括拜谒明治天皇的陵墓,见日本首相等等,你现在给我放鸽子,我哪儿受得了,所以当时章宗祥还闹着要辞职,当然后来也没辞成了。


最后讨论来讨论去,说那还是见见吧,那见了谁呢,陆徵祥到了日本东京之后,就见了日本的外相,还见了日本派到巴黎和会的那个代表团的团长,见面时间也非常短,双方谈的也是不咸不淡,哼哼哈哈,没有一句实在话,包括觐见天皇这些事,就全取消了,拜谒明治天皇的墓,就派一个下属去,代着拜一拜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就非常草率,潦草的完成了日本之行,直接够奔美国去也。


当然这时为啥突然中国人翻脸了呢?其实很简单,据日本人讲,就是因为美国人插了一杠子。美国人在12月2号前后,跟陆徵祥讲,说到底是跟美国人好还是跟日本人好,你们自个儿挑,但是请注意,不要脚踩两只船,那中国人当然是跟美国人好了,所以从这一天开始,12月2号这一天开始,中国的外交政策就突然从联美联日变成了联美制日。


所以你看,北大学生上街的时候,什么抗日,反日,早在你们反日之前,中国的职业外交家们早把这个方针给定下来了,所以陆徵祥一行就到了美国,从西雅图上岸,然后坐着美国政府给他安排的专车,待遇可高了,直奔到纽约,在纽约又见了美国大量的政要,双方协同了外交立场,然后乘坐美国政府给他们派的专船够奔巴黎去也。


那请问,当代表团到了巴黎之后,又发生了些什么呢,话说1919年的1月11号,陆徵祥带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了巴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当时同行的人很多了,在这儿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三位,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这个陆徵祥,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


陆徵祥这个人没有留过洋,但是俄文非常好,他是北京的同文馆毕业的,而且少年得志,25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当时驻荷兰的大使,当然那会儿是清朝,还是有皇上的时候,他到民国之后,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在外交方面的贡献,就是重整了外交部系统,当时袁世凯任命他为外交总长的时候,他跑到外交部,说所有人先都解雇,然后按照新的标准重新考试,如果你没有外文或者外事的相关的背景或者专业,你根本考都不让你考,据说袁世凯有一个侄子,就是因为这次考试被清出了外交部,是这么一个人。


那第二个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顾维钧的回忆录,那么多本,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名著,顾维钧这个人可是地地道道喝洋墨水长大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博士,据说他当年的博士论文现在还是国际法专业里面的名著,博士论文就达到这样的水准,当然民国创建之后呢,他就回国,成为袁世凯既是英文秘书,又是外交秘书,参与了当时包括后来一系列重大的中国的外交事件,他也是中国第一任民国的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女婿,是外交界的名门正派。


那第三个人呢,叫施肇基,在参加巴黎和会的时候,他当时还是英国公使,施肇基这个人也是特别有意思,他也没有留过洋,但是他是一个老抗日英雄,跟日本人周旋过好多次。比如说1909年的时候,日本的前任首相伊藤博文,这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中国的东北遇刺,刺杀他的人是谁呢,是一个朝鲜人,是朝鲜志士叫安重根,但是当时施肇基就负责处理这个事,你看他的反应有多快。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先把当地的电报局给关了,先不让任何人往外界发电报,这就像有的地方发动乱,政府第一件事先把互联网给关了,你看,那个时候施肇基就有这个意识,然后呢,他就告诉所有的官员,说见到日本人千万别说一句话,说什么客气啊,我们保护不周啊,导致贵国前首相遇害,这些事千万别说,千万别给日本人留什么口实。


然后抓紧时间破案,把人抓到之后,然后自己用英文写成新闻稿,自己跑到北京来,通过西方媒体,就是英文媒体,在北京把它给刊登,让日本人是完全没有话说,至少找不到中国人的把柄,这就是施肇基,当然施肇基和顾维钧后来还参加了华盛顿会议,那又是后面的事了。


说为什么要介绍这三个人,是因为告诉大家,整个代表团的组成就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流的外交人才,可不是什么酒囊饭袋,他们搞不定的事情,你以为靠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就能搞定吗?


下面我们就该说说巴黎和会了,巴黎和会是一个开得一塌糊涂的会议,因为所有的列强是心怀鬼胎,几乎没有一致的利益,美国人觉得我该当老大了,英国人说,别介啊,我才是老大啊,我要保持旧日的荣光,法国人的目的呢就是把德国踩在脚下,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意大利人的目的呢,是我最好能少出点力,然后少使点劲儿,但还能多得点儿土地,日本人的目的呢,是亚洲人要归亚洲人管,说白了就归他日本,所以是各怀鬼胎。


当时中国代表团来的时候,为什么心气儿那么高呢,因为当年参加一站的时候,你们列强保证过啊,当时英国人就至少向段祺瑞保证过,说你只要参加,打德国人,将来你的大国地位我就要尽力帮你恢复,所以我们是带着很多承诺来到这个会议上,但是到了会场之后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中国问题在列强看来,就是一个非常边缘的问题,而且中国代表团的位置和地位,也非常的低。


你看,英法美日意,这五个国家,每个国家准许进会场五名代表,连巴西都有三名代表,而中国进会场的只允许两名代表,说白了,你就是第三流的国家。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当时陆徵祥来到巴黎的时候,在国内的那个大总统徐世昌让他带了一批勋章过去,说你看到哪个大总统啊,大首相,大总理,你就给他发勋章,以显示我中华民国跟他们在外交地位上是对等的。


结果陆徵祥第一次见到法国总理,那个号称老虎总理,叫克里蒙梭,说给你发勋章,克里蒙梭说,不要不要,碰了一鼻子灰,所以陆徵祥觉得,这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嘛,从此绝口不再提什么给人家总统,总理授勋章这件事,所以可见,当时我们在国际那个谈判场上的位置是非常可怜的。那不授勋就不授勋呗,我们来到巴黎,又不是跟你争闲气的,我们是为了达成国家的外交使命的,只不过这个时候使团已经把外交目标调低了一点,看来原来什么废除辛丑条约这个目标,是不可实际的,所以大家就聚集在了山东问题上。


1月27号,机会来了,这个时候列强已经在讨论怎么瓜分德国留下的前殖民地问题了,27号就讨论到了中国山东,当时日本人觉得,这不就是我的吗,大家都同意,都已经说好的,把德国权益转交给我。你看,这个时候中美勾搭的好处就出来了,威尔逊总统就装好人了,说你看啊,好歹中国山东这是一起的嘛,让中国代表团参加一下嘛,日本人一想,那参加就参加呗,于是就同意了。


所以1月28号,中华民国的代表团获得了在巴黎和会期间几乎是唯一一次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为自己利益声辩的机会,然后就提出了山东问题,要知道,这在当时的那个巴黎和会的外交氛围当中,这算是一次偷袭,因为日本人没觉得中国人要提山东问题,你不是说好的提辛丑条约吗,顾维钧当时代表中国发言,他面对的是一个日本人觉得完全充足的理由,日本人觉得至少三条,第一,这是我流血流汗打下来的,第二,这是你列强许给我的,如果不把山东德国人的权益转交给我日本,我冤大头啊,我干嘛要出兵啊,我要死那么多人,第三,我跟中国人之间也有所谓中日密约,中国人也同意给我的,所以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看,顾维钧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的水平,就体现在这儿,他不是像电影里演的,搞什么情感攻势,跟你说什么耶路撒冷,孔圣人,山东故乡,整这些东西 ,你在那个外交场合讲这些是没有用到,你得讲出理来。顾维钧给出了理由,首先中日密约我们承认签了,但对不起啊,国际法上有一条,叫武力胁迫原则,就是如果在武力胁迫下签的约,那不算的呀,对吧,你按着我脖子,让我叫你一声爷爷,我叫了,然后我就是你孙子,这个话说不妥吧。


第二,就算是有这么一条协约,那也是对当时发生大战时候的一个临时性的安排,所以既然我们现在在开和会,我们就要重新对利益进行安排啊。第三,他又引用了国际法上当时一种叫情势变迁原则,就是打仗之后,很多情势已经发生变化了,比如说我们原来把权利给到德国人,现在因为我们跟德国人宣战,所以我们原来给德国人那些东西,已经天然那些权利就没有了,我们跟德国人签到所有条约已经作废了,所以你怎么可能从德国人手里继承什么权益呢?


顾维钧讲的第四个理由是你日本人也不翻翻看,当年我们中国人和德国签到协约里面,可是白纸黑字讲的明白,给德国人的所有权益是不可转让给其他第三国的,你抢就是你的呀,我们从来就不承认这些权益是可以被转让的,你又从何处能够继承它呢?


所以你看,顾维钧的水平就体现在这儿,他讲的这一番理由,让日本人也哑口无言,所以当时舆论界有一句话,说顾维钧像猫耍耗子一样,把日本人耍在当场,至少在巴黎和会的这个现场,中国人在讲理这个层面上没有输,这是28号的事情,然后消息传回日本,传回中国都需要一点时间,到了1月30号,日本驻中国公使就跟疯了一样,到处找外交部的人算账,说你中国人不是说好的吗,山东问题咱两家互相解决,在巴黎和会上不提出来吗,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


但是1月30号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九,马上中国人要过年,外交部人说,你别来,我们这儿没人上班,都放假了,所以这个日本驻中国公使疯了一样的找,一直到了2月2号,才算找到一个外交部的次长,因为大老板已经出国了嘛,在巴黎,外交部的次长叫陈箓,说了一通,说我们对你们很不满,你们最好不要再这么干了,等等。


中国人也没有搭理他,但是从此中国就铁了心,跟日本人要在山东问题上对干一场,当然了,人家日本人也不是吃素的,在这个点上讲理讲不过你,他可以绕到其他点上,重新跟中国人另开战局,你看,这就是强国的好处,他和其它列强之间有更多的博弈点,可以进行外交上的利益交换,而你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你就没有这个外交优势。那日本人很快就找到了当时支持中国人的美国人的一处死穴。


你想,威尔逊来到巴黎和会带着什么?他的十四点和平建议,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未来世界格局的一个梦想,还有建立国联的一个主张。日本人说好啊,你不是有梦想吗,不是要公理战胜强权吗,我支持你,国联我们也支持,能不能再国联的宪章里面加一条呢,叫全世界种族一律平等?你看,我东方民族被你们西方人,白人,欺负了那么多年,我主张这个,合理吧,符合你的公理战胜强权吧。


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一条,这一条恰恰是威尔逊的死穴,为啥,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威尔逊甚至在联邦政府内部还搞什么种族隔离,他是看不起黑人嘛,其他的什么英国人,法国人,在全世界还有殖民地,一把种族平等这一点写入国联宪章,这对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而日本人就揪住这一条,我就得写,就得写,如果要想不让我写,那我们可不可以重新谈一谈山东问题啊,作为一个利益交换,就是对车对炮嘛。


那威尔逊一看,中国人,这是一个小兄弟,还别说车马炮了,可能在我的棋盘上,连个卒子都算不上,算了吧,把中国人的利益就牺牲掉吧。所以巴黎和会第二次再谈到山东问题的时候,已经是4月份了,在4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代表团已经几乎没有机会,再参与列强之间的正式谈判了,就在会场外面着急啊,当然也做了大量的努力,有材料证明,顾维钧还行贿了很多巴黎的记者,希望通过场外的那个舆论施压,对场内的会议施加一点影响,但是无济于事。


到了4月30号的时候,列强们已经基本上把案子给敲定了,说这么着,所有德国的权益全归日本,当然,在会场内部,其实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在场外的中国代表团不知道的,就是日本人做了一个半官方的声明,这个声明还特别强调,它不能写入会议记录,也不能作为条约上的正式文字,就是日本人将来会在它在山东的权益巩固之后,把当时它的占领军撤走,然后把占领中国的领土还给中国,它要继承的并不是领土权利,而是德国人在山东的一系列经济权利,比如说造铁路啊,开矿,借钱,这些优先权利它继承走,但是领土是要还给中国人的,但是这一条是不作为正式文字落在纸面上的,但是场外的中国代表团并不知道,所以他们面对的几乎是一次彻底的外交失败。


4月30号的事情,等消息传回到中国,怎么传回来的呢,当时梁启超在巴黎,梁启超知道了这件事情,说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结果是这样的,他就写信给他的一个亲家,这个人是谁呢,林长民,林长民是谁呢,民国才女林徽因她爹,林长民就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把这件事情捅出来了,当这件事情到了报纸上之后,就等于捅到了所有中国人的面前,那之后的事情就完全失控了,前面我们讲的那一幕,4月30号发生的事情,捅到中国国内,在5月4号就爆发了前面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从此这件事情发生了一次急转弯。


好了1919年的5月4号,北大的学生先上了街,紧接着就是蔓延到全国的罢工,罢课,罢市,以及各地组织请愿团到北京来请愿,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的最后文件上签字画押。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刨除掉当时民众的那个情绪性因素,那签字和不签字,具体的真实的那个利弊分析是什么呢,其实当时的职业外交家早就有文件,把这个分析出来了。


如果签的话,有一个坏处,那就是让日本在山东很可能扎了根,从此日本成为中国的一个祸根,那此后日本的行为就很难制约,但是对不起,这只是一个面对未来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危害,在当时看来,但是如果不签的话,其实祸害更大。


当时的外交家分析了四点,第一点,是这块肉已经叼在了日本人嘴里了,你不签,能改变任何现状吗,你只是做了一个情绪性的表达,对于真实的中国的外交利益,没有任何帮助,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时候是列强做主,你们签字画押对吧,我打一个比方吧,就像农村,兄弟俩分家,哥哥比较强势,弟弟比较弱小,那毕竟在这次分家过程中,我们把什么舅舅啊,隔壁的老王啊,村长啊,什么村里的小学老师啊,请来给大家做个见证,那万一将来你的哥哥要欺负你,你还可以把这些人请来,你看,当你你们分的这个家,导致现在他欺负我,对吧,你们还得给我做主,如果不签的话,也就是说中国从此在国际的这个条约体系之外,你以后再和日本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你单独面对日本,那些美国,即使他想帮忙,既没有动机,也没有相应的位置,来帮你说上一句话。


第三个坏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和会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建立国联,我们前面讲的,那你如果不签字,也就意味着国联你也加入不了,在今后的国际体系当中,那个全新的国际体系当中,也没有你的位置。


第四,就是巴黎和会的其他好处你也拿不到,这个好处就包括,比如说德国的战争赔款,德国取消对华的一些特权,这些利益你也拿不到,因为你没有签这个字嘛,原来德国对你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你还得继续执行对吧,明明战胜国,但实际上你还得继续,比如说辛丑条约规定要给德国的赔款,你还得继续支付。


所以你看,这两种利弊分析,已经多么的清楚啊,当然要签嘛,但是问题来了,谁敢签啊,门口到处是学生, 是罢课,罢工的人,是各地的请愿团,所以对北京的中央的那些决策者来说,这个字实在是签不下去啊,当时的总理是谁啊,钱能训,段祺瑞虽然是执政,但实际上他是幕后大佬,钱能训说,这个字我是没法签的,那怎么办呢,推啊,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推给谁呢,推给国会,你看,这很为难,对吧,老百姓这样说,我们政府是做不了主了,那国家的权力机构是国会,国会来投这个票吧。


所以当时就写了一份咨文,说国会来决定这件事,国会也是老油条,他们怎么会上这个当,你给我画一个坑,我就往里跳,对吧?签字,老百姓不答应,不签字,对国家利益有损失,我们也不干这事,国会当时就给驳回去了,说这事我们不能管,按国际惯例,都是政府先签字,然后拿到国会来批准,你们先签了再说,签不签,政府定。得,一颗烫手山芋又回到政府的手里。


那政府总理就跟总统商量,总统当时是徐世昌,其实徐世昌手里也没什么权,是一个弱势总统。徐世昌一看,这字让我签,我背那个万世骂名,我才不干那个事呢,非要让我签是吧,我辞职行吧,徐世昌干脆拿了一封辞职书跑到国会去了。国会一看,你不能辞职,因为当时中华民国没有副总统,你辞了职,群龙无首,整个国家没有元首了,你不能辞。


当时和徐世昌一起提辞呈的,其实还有总理钱能训,只不过大家都去挽留这个总统,没人挽留这个总理,所以钱能训就顺利脱身,但是把总理这个位子就空出来了。轮到谁了呢,按照当时的递补规则,就轮到了财政总长,叫龚心湛,龚心湛说,到这个节骨眼上让我当总理,我哪有那么傻啊,事先说话啊,我就干十天,你们赶紧找人。上哪找人去?到了6月22号,他声明的所谓十天已经到了,但是没人接啊,所以他只好皱着眉头,捧着这颗烫手山芋继续干下去。


巴黎和会最后的签字的仪式,是在6月28号,说白了,签还是不签,龚心湛这一届政府,你必须做一个决定,那当时的决定到底是啥呢,其实在6月26号之前,他们给前方,也就是巴黎打去的电报,一直是训令,说得签,你们也得争,保留意见,实在争不过,就签了吧,为啥,因为利弊实在是太清楚了。


但是后来为啥没签呢,一方面是巴黎的那个代表团,他们一商量,觉得这个字实在不能签,一旦签了之后,将来回国没法交代,千秋万世的骂名,他们在巴黎也知道,国内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知道,回来就是卖国贼,这一顶帽子就得戴了,一戴就是一辈子,所以最后他们决定不签。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你看政府,就是龚心湛这一届政府,6月26号之前,一方面指示前方,说你们得签,一方面这边糊弄着各地的请愿团。但是6月26号,突然他们的态度出现了一个大转弯,说得不签了,也给前方打了电报,说不能签这个字。


那到底为啥呢,后来的历史学家就做了一个分析,其实他们想打的是一个时间差,因为当时中国北京打到欧洲巴黎的电报,至少得三天,这是最快,慢就要道十天,平均的速度是四到六天,好,那我们就按最快的算,不是三天吗,好,我是26号要变卦的话,那么电报打到巴黎,怎么也 得29号了,这已经是签字日28号之后的一天了。说白了,前方的代表团接到了训令是签,而签完之后,接到的训令是不签,所以政府两面都讨好,这样的一关就过去了。


但是不管怎么讲,中国虽然站在了战胜国的队列当中,但是当战胜国和德国签字画押的时候,这份文件上可没有中国人的签字,说白了,中国的外交利益此时本该实现,但是没有实现,那些爱国志士们,那些热情的学生们,拿到了他们想要拿到的东西,但是国家收到了损失。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那学生们也是好心办坏事嘛,他们的爱国的热情还是值得鼓励的,那你就听听后来的故事吧。


你看五四运动,主要针对的是,三个所谓的亲日派卖国贼,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曹汝霖,可是曹汝霖后来的表现如何呢,七七事变之后,在抗战当中,日本人也冲他招手吧,来吧,到我这儿当一个官吧,曹汝霖保住了晚节,民族气节坚决不受伪职。而谁受了伪职呢,就是在五四运动期间,跑到曹汝霖住的那个赵家楼去点火把他们家房子烧掉的那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梅思平,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当了日伪的那个组织部部长和内务部部长,在抗战胜利之后,被以叛国罪枪毙。


所以啊,历史上的是非,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爱国志士,谁是卖国贼,真的是难说啊,好了,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最后给大家几句话,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顾维钧说的,顾维钧说的第一句话是,办内政和办外交史两回事,内政面对的是老百姓,一个政客可以跟老百姓漫天许愿,对吧?


说话不算数,没有关系,因为老百姓是一盘散沙,你政治人物是强力人物,可是办外交能这么办吗,你面对的是国家,那都精得跟鬼似的,你能够漫天要价吗,能够糊弄别人吗,这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是漫天要价,结果呢,不肯吃明亏,所以吃暗亏,不肯吃小亏,所以吃大亏,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他说我最烦的就是那些人老是去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你个人可以玉碎,可是一个民族可以吗,一个民族课不只是你这一代人,你还有子孙后代,你有什么权力让一个民族去玉碎呢,我们必须要回归理性,这是顾维钧说的两句话。


在这期节目策划完成之后,我跟策划人刘学先生就聊整个这个过程,我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看来强国和弱国真正的区别不仅在于他们各自的经济,军事的实力,还在于他们思维方式的区别。什么叫弱国思维呢,就是不断的感受那些伤害,然后做各种情绪化的,抓狂的表达,这就是弱国心态。


什么是强国心态呢,就是立足于现状,着眼于利益,一点一点的改善自己,分析对问题,然后找到解决它的方法,既不去感受那个伤害,也不做任何抓狂的,失态的,过分的,情绪性的表达,你看,这个分析非常的精妙,所以我最后就想问,回到今天的中国,你说我们到底已经是一个强国呢,还是身上有一些弱国的影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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