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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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

(有删节)

文 | 资中筠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了,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所谓“国学”抵制普世价值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不过我的确坚持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文,是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底蕴的养成。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与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汉语自成体系,与其他语言都不相同。一个欧洲知识分子往往精通几国西方语言,都可以运用自如,可以有双母语,甚至三种母语。但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人,同时精通汉语与一门西方语言而都达到母语的程度的,是极少数。这是指真正的“精通”,运用自如,而不是一般的“流畅”。近日许渊冲教授上电视朗读,引起热议。像许老那样在中、英、法三种文字之间互译,而且能译诗,达到那样出神入化的水平,着实令人钦佩,但这绝对是特例。本人大学专业是外国文学,至少十岁以前开始学英文,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做翻译,但是自问外文的运用无论如何与中文不可相提并论,就翻译而言,从外文译中文尚可,而从中文译外文,特别是文学作品,从来不敢自己定稿。

中文(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一、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发音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一般认为是自秦朝开始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生为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二、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比起上一代的人——我的老师、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与下一代相比,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就是我的同代人,情况也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随便聊天,有人说到了某些大人物的糗事,我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是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诗经》:“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庭中的秽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这是很寻常的比喻,我少时就听大人说过。而在那位比我年轻的教授看来,这种典故只有他那样的古典文学专家才懂。说明我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典故,到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和脱口而出的成语,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的中学国文课本与我原来学的差不多。

每个人本能地都用母语思考,所以对母语的修养越深,能调动的资源、语汇以及联想就越丰富。当然语言也是有发展、变化的,时下的许多新的网络语言,老一代的人就跟不上了。不过要成为汉语文化的一部分,还有待时间的淘洗。

个人学中文的经历和体会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这首诗,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听说中文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不知确否。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教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背,就让我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处理书籍),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不知去向。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学问很大,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他都能补上去。当然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非常厚。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认为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发现日常用的许多成语原来就典出《左传》。例如“疲于奔命”这个词原来与一个叫公申巫臣的故事有关系,等等。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

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的兴趣,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我至今也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没有人逼我,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碰巧遇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以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有些我们看来比较“洋派”的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洋文再流利,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不讲,这里只讲中文教学。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大狗叫,小猫跳,小弟弟哈哈笑”,完全是白话。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挑几篇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少量选读,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读。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士人的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有趣、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对教的内容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或她)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击节赞赏,甚至自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而使劲记。所以有人说“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断裂,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是没有断裂的。

3.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2年他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因躲天津水灾,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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